金然：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这一次我们谈一个「平反」的话题。

方菲：这次我们又请来了加州大学的李健先生，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看一段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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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找工作的儿子刚进门，母亲关切的询问情况）

母：没通过？

儿子：面试、笔试都过了。人家一看我档案，就不敢要我了。

母：唉！这可怎么好？你大姨来信，说香港杂志上讲，政府好象在考虑给「六四」平反。赶快平反吧！这个尾巴拖着，工作都不好找。

儿子：平反？妈，您怎么还想不开呀？我爸当年当了十年「右派」，天天叨咕着要平反；最后是平反了，人也过世了，我可不想走他的老路。再说，我当年保护学生有什么错呀？共产党凭什么给我判刑！我不用它平反，它也不配给我平反。

母：平反总比不平反好啊！你看你现在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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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菲：李健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平反」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在中共的历史上，到底有过几次平反？因为我想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观众朋友们，对这个事情可能不太了解。

李健：据我所知，在中共的历史上，比较大？围的平反发生在文革以后，也就是1978年到1985年之间，当时胡耀邦组成了一个「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当时平反了300多万在「反右」、「文革」当中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和中共干部，也连带给中共在文革前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迫害的人平了反。

比如说，1955年的胡风案，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还有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刘少奇、彭德怀呀，就是这时候给平的反。

我们现在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好象非常平淡，几个冷冰冰的数字，但是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知道1957年的时候，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当时有200多万知识份子被发配到边疆和山区。其中有很多人在这十几年、二十多年当中，被累死、饿死，甚至病死，这样的人不计其数。

前几天我看到一份材料，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有2000多个劳教人员，其中大部份是右派，在1960年前后死了1600多人；活下来的人也经历了非常残酷的折磨。

比如说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他在1954年的时候，给毛泽东上了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书，因此被打成反党集团；后来定性又上升为反革命集团，有2000多人受到株连，其中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在经过十多年牢狱之灾之后，胡风被迫害得精神分裂。

1980年胡风案得到正式的平反，85年的时候有一些当初曾经参与过迫害胡风的中共干部去看望他，这时候胡风已经是神经麻木、口齿不清，他只能嘟嘟囔囔的说「我再也不敢有意见了！我再也不敢有意见了」。中共所谓的“平反”，也就是恢复名誉、补发工资，根本就无法补偿这些人在二、三十年当中受到的那么大的痛苦。

金然：那听起来中共真正比较大的平反，好象就这么一、两次；可是为什么在华人的头脑中，好象对“平反”这个概念特别深。一旦社会上有什么运动呀、共产党又搞了什么镇压呀，大家好象总是盼望着说：哪一天可能会被平反吧？

李健：我想这是中共铺天盖地的这种宣传造成的。中共一贯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不但勇于承认错误，还勇于改正错误。一直到现在，在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上，在提到平反这件事的时候，还会说「当时有300多万干部得到平反，他们放下包袱，精神舒畅地投身于什么什么建设事业」等等。

也就是说，对上百万人、上千万人的这种残酷迫害，就被中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而且好象被他这么一形容，变成中共的一个功劳似的。

方菲：李健先生，那反过来问，您觉的它这种平反是不是也说明它某种程度上勇于承认错误呢？

李健：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注意两点：第一，你给我平反，就说明你做错了；第二，既然你做错了，就应该下跪忏悔，接受司法审判。但是你现在还是站得高高的，居高临下的给我平反，实际上你没有这个资格！

这里有这样一件事，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有启发。在1970年的时候，联邦德国总理（伯兰特）去波兰访问，当时他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

在波兰有一个五十万犹太人受难纪念碑，在参观这个纪念碑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双膝跪倒，当时这件事震惊了世界。其实伯兰特本人在二战当中他是一个反纳粹斗士，他本人是没有这个义务去向犹太人请罪的，但是他身为一国首脑这么做了。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杀人犯他只有下跪忏悔的份儿，绝对没有居高临下给别人平反的份儿，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个场景：当年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盟军马上就要攻入柏林，希特勒他发表一个声明说，我现在要给犹太人平反，你们暂停进攻。

我们现在想起这个场景来，都会觉的非常可笑。这就是因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政府）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实际上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过，他已经没有资格再去给别人平反。他们应该做的就是自己放下屠刀、下跪求饶，接受正义的审判。

希特勒这个例子实际上跟共产党的例子非常相像，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当中共产党也是杀害了很多人、而且迫害了很多人，他们现在再也没有资格去给别人平反了。

方菲：李健先生那您说的这个道理，从共产党杀人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共产党它毕竟是人组成的，那么很多人会问：那是过去的共产党做错了，那后来的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过去的这些人做错的事纠正错误，这个是不是至少也说明共产党也在变好呢？

李健：其实共产党在历史上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根本就不是领导人个人的行为，如果没有共产党一整套这种专制国家机器的话，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根本发动不起来那些政治运动。那每次运动之后共产党都会把错误推给个别人或一小撮人，其实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这恰恰说明中共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过去。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美国政府不要说把二百万知识份子、就是把二万知识份子发配到阿拉斯加，然后过一、两年之后说我发配错了，我现在给他们平反，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一个政党也好、一届政府也好，如果做了这么大的坏事或错事那它只有下台的份儿，根本不会、不应该还有给别人平反的机会。

而且共产党的平反并不是承认它们发动政治运动发动错了，而只是说运动的打击面过宽了，或者是运动中采用的手段过火了。

比如：1981年中共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一个决议叫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里面它们还在坚持说“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不过被严重的扩大化了，造成不幸的后果。

也就说呢？它们对「运动的定性」并没有改变，它好象在说：我打你没有错，只不过打得太狠了。狠到什么程度呢？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五十五万，其实很多学者研究应该是二百多万。

那文革以后为了证明反右运动没有错只不过是扩大化了，在全国范围之内有几百个右派没有得到平反，也就说有将近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都是被错划进去的，这就好象中共要打击一个人、结果杀了一万人。

金然：那你刚才提到说还有几百人是没有被“摘帽子”，那我想知道这几百个右派、所谓的右派，当时到底做了些什么被打击了呢？

李健：我可以举二个例子，有名的右派章伯钧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就是成立“政治设计院”。储安平他批评中共的“党天下”。其实都是在个人基本言论自由限度之内，而且从他们的主观意愿上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种意图，他们只是对中共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就算他们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也是在他们的政治权利之内，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

方菲：您刚才说这个共产党就好象是杀人犯，是没有权力去给被害人平反的，这个道理是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中国人还是觉的对平反有一种期待，或者认为它还是一件好事呢？

李健：我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共它自己的宣传；另外一方面我想是民众这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处在共产党高压的统治下，人民根本无法想象共产党还有下台的那一天。

所以既然没有办法积极的去阻止它镇压、去阻止它迫害人民，那么只好消极的在它发动镇压、发动迫害以后，希望它早一点平反。其实我想凡是有这种想平反情结的这样的人，他潜意识里都是默认中共这样的一种统治逻辑：这样的一种“迫害，平反，再迫害，再平反”的统治逻辑。

金然：刚才场景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说“平反”的话总比“不平反”的好。至少对于本人来说，这个人平反以后他可以找到工作，在现阶段是这样对吗？

李健：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平反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我想说这样一个道理，我打个比方：说杀人犯自首总比不自首的好吧？

第一，你自首了，算不算完了呢？自首也得杀人偿命，法律在量刑的时候是根据人的行为有没有危害性，至于认罪态度只是其中一个很次要的考量方面。第二，中共现在自首了吗？中共现在它也还没有自首，它还在千方百计的在掩盖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这些罪行。

我们回到平反这个问题上来，平反完全是一种“单向”的行为，中共愿意“恩赐”多少、就“恩赐”多少，愿意什么时候“恩赐”就什么时候“恩赐”；什么时候它想拿回去，它也完全可以拿回去。人民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权利去争取什么，也就是人民认可中共的这种「打击——平反」的统治策略，所以中共迫害起人民来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如果这种统治逻辑继续下去的话，那今天它给你平反了，下个星期它又来镇压你，那你怎么办？你指望下个月它再来给你平反吗？它可以随意的发动政治运动或者终止运动。

另外，如果说一个人把你的家人给杀了，那明天他说：我杀错了，我给他平反、给他恢复名誉。你能够认同他这种做法吗？你会不会觉的这是一种屈辱。也许杀人者过于强大，暂时你表面上无法反抗，但是你至少心里不要习惯这种屈辱，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好事。

因为这会无形中助长杀人者的气焰，然后它会再去犯罪，犯完罪以后一个平反就了事。我想说的是，对于个人来说，平反也许可以暂时解决他一部份的痛苦，却不能消除造成他痛苦的根源。

金然：讲到这个“平反”的事，我倒联想到国外，最近报导说，美国它在二战的时候，曾经怕日裔的美国人做特务，所以把他们都关到一起。那现在美国政府承认当年做错了，在道歉，而且还有赔偿。那这个跟中共的这种平反是不是有类似之处呢？

李健：这种类似只是表面上，实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政府在赔偿这些日裔美国人的时候，它们不是说我给你们平反，而是实实在在的道歉：承认是我当年做错了。

其实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平反”这个概念，“平反”这个概念是党文化特有的。另外就美国这个案例而言和中共的情况本质还有一点不同。也就是说它判决最终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政府和当年冤案的当事人是处在同等的地位上的。

中共的情况与这个完全不一样，中共永远处在裁判者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它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法官，这样裁判的结果只能是：中共永远正确，它的镇压也是有理、平反也有理。

另外我想说明一点：随着对中共的反思越来越深入，现在要求“平反”的团体也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普遍的认识到了，中共的罪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底线，一旦真相大白，中共的领导人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所以目前不是中共给不给它迫害的老百姓平反的问题，而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权力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

金然：感谢李健先生今天给我们精彩的分析，我们时间也到了。

方菲：那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