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新闻组的台湾弟子，跌跌撞撞的在这个小组里，没想到一待也有一年两个月的时间了。当初因为当地一位参与中国新闻同修的一句话：“放暑假了，有没有空来做中国新闻，我们很缺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即使那时我对新闻几乎一点概念都没有。

记得第一次做的中国新闻，就遭到台里一些事，但好象对我没造成什么影响，我照样“我行我素”的天天做新闻。刚刚做中国新闻的初期，我只懂得到中共官方的网站上找新闻，然后改写再剪辑成电视新闻，那时还觉得很容易，也不需要与人合作，一个人自编、自导、自演就可以独立完成一则新闻。

渐渐的大家对我们做的中国新闻似乎“无法忍耐”了，除了文稿常常“不小心”就为中共涂脂抹粉之外，图像编辑也编得让观众难以接受，而且缺乏采访的中国新闻显的干巴巴，让人感到乏味。就这样，几位台湾同修在“迫于现实压力之下”，展开了对中国大陆的采访。

但是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环境甚至背景都有诸多不熟悉，因此中国新闻组的负责人开始每天花了大量的时间与我们开会，为我们说明每天的重大新闻事件，解释一些我们不懂的词汇，为我们做新闻培训，教导我们新闻写作的技巧，提供我们新闻点去采访。

刚刚开始我最先接触的就是中国的访民，有的时候电话一打去，好几人抢着要跟我说话，他们的遭遇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那时还不懂得如何问话，常常是被动得听他们诉说冤情，但也因为这样，这些访民的故事，似乎让我更能体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们的伟大，我在那时候才真正明白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们的了不起，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证实法、讲清真相。也因为这样，我更加认识到中国新闻的重要性，我想把中共的邪恶曝光，让中国人知道，同时也减轻中国大陆弟子们的压力。

抱着这样的心情，我就觉得好象没有任何干扰可以阻碍我做中国新闻；中国新闻在大家的努力下，也得到了好多来自国内的反馈，有人看到报导，主动退党了；有人说要代他们全家向我们下跪，谢谢报导他们的冤情；有人说新唐人是中国人的希望；有人看到报导突然间不讨厌法轮功了……。等等有太多类似的反馈，

但是中国的形势变化很快，中国的维权运动愈来愈多，而且愈演愈烈，从只采访一些民间案例：访民、火灾、地震、矿难等的新闻，到开始要跟维权人士和中国知识份子“打交道”，记得第一次我被指派要去采访一位知识份子的时候，心里百般不愿意，因为很紧张，总觉得采访他们就不能乱问话了吧，心里总想他们肯定不像一般老百姓那么好说话，但是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要拒绝采访的话又哽在喉咙里说不出口，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没想到对方却出乎意料的亲切，这好象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接下来的采访虽然不是每次都顺利，但随着经验的累积，也愈来愈成熟了。

以前因为采访闹了很多笑话，例如双方对谈却一直难以交流，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听不懂他说什么，遇到这种窘境的时候以前都好慌张，恨不得假装通讯不良，把电话挂了算了；还有过别人打电话来向我投诉，因为对中国地理位置不熟悉，把“案发”地点给搞错了；也曾有过一个问题问了三次，但对方一直搞不懂我的提问重点在哪里。有的时候采访完实在很不想去听录音，觉得有种“不堪回首”的感觉，但新闻得做出来呀，就得忍痛回首。常常也在想，我这种采访如果多做几次，大概就把新唐人的名誉给毁了，只好强迫自己去学习一些采访技巧，在没把握的新闻上，多跟几位同修商量后再去采访。也因为一段时间的学习，在采访上即便遇到口音听不懂的，也能处变不惊照样把问题问完，还学会要求对方，你说慢一点，要不观众听不懂！每次都做足了功课再去打电话，题目事先拟好，有不懂的地方马上请教有大陆背景的同修，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迈上来。

中国新闻面临的难题还真不少，尤其电视新闻是结合影像、声音、文稿，其中任何一项有缺陷，都会难以吸引人。当时中国新闻组主要的后制同修就四位，去除我之外，另二位是年纪大一点的同修，一位是来自另一国家的同修，他们能学会Vegas剪辑我都觉得是了不起的事情，尤其年纪大一点的同修是原本连电脑都不会用的，所以如果要再提升剪辑技术，这项工作自然的就落到我头上来了。我开始很努力的看电视，看常人媒体怎么在没有图像的情况下编辑新闻，参考平面设计的书，试着模仿常人电视做出的画面，有的时候没办法达到自己心目中想要的画面时，真是好痛苦，到处问人，为了要学会新的软体来设计出好看的画面，常常熬夜累得自己想撞墙，但转念又想，有很多同修不也这样吗，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着，中国的弟子半夜就开始发真相、贴横幅写标语，还得冒着生命危险，我在家也不过就是动动脑筋，连这也过不去还能做什么？！

虽然在制作画面上我也不成熟，但大家都一心想把中国新闻做好，好象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只要我学了新的剪辑技巧，其他同修也会努力的学习，就这样，中国新闻慢慢变得比较好看了，但是也因为在图像编辑上要多花心思，所以一则新闻的后制时间就相当漫长；有一次报导了一件土地维权事件，警方打死了很多村民，但无奈他们的照片传不出来，我只好尝试电脑绘图，但因为我对绘图软体只是初步认识的阶段，等我完成那则新闻的后制已经是五天后的事情了，还记得当时台里写了反馈：“这个不是“新”闻吧”，虽然后来他们还是用了那则新闻，但我想也是迫于无奈吧？！记得有一回苏家屯事件首度曝光，为了想表达清楚，那则新闻的后制时间花了十多个小时，虽然仍然不尽人意，但当时真的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其实在这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两位年纪大一点的同修为了剪辑新闻常常是彻夜未眠，一早还得帮小朋友准备早餐，送他们上学，而且先生又都是常人……，在此请容许我向她们致敬，她们可能还不知道，她们无私的付出对我是莫大的鼓舞。

还有几位做采访撰稿的同修，我也常常觉得她们是超人了，有一位同修本身就是中国新闻的另一位协调人，她平时又要上班，还可以利用公司休息时间到附近同修家里做采访，晚上写稿，有时为了整理采访声音整晚也没休息，还未合眼又要上班了。

我再次加入撰稿行列也是因为再一次的“迫于现实压力”，本来大家体贴我在后制上的辛苦，决定我有写稿“豁免权”（其实一方面也是我的稿子一直写不好……），但是每位同修其实都承负了很多项工作，我只好在大家不嫌“稿”不好，只怕人少的情况下，再度加入撰稿行列。本来对写稿早就放弃的我，已经把两本新闻写作的书送给其他同修看，还大言不惭的说：反正我都用不到了！这回既然下定了决心写稿，那就要想办法做好，我借了几本新闻写作的书努力做功课，看看别人写的稿，再对照自己的，有的时候写稿比后制新闻让我更苦恼，尤其对新闻事件的掌握要更加细心，而且要小心求证，但是我粗心大意、毛毛躁躁的个性，导致我的新闻常常搞笑。有一回写一则迫害案例，不但把命案发生的现场“移动”了，也帮人家换了姓名。其实讲起来虽然好笑，但每次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很想打自己，因为每一则新闻出去，都有无数的众生在盯着呢，我老出错，别人会怎么看新唐人呢？！我只能更加要求自己要严谨些，避免一些损失，还没做好之前，只能请大家多容忍了。

中国新闻组成立一年多至今，虽然还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仍然还有许许多多不足之处，而且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不同的难题考验着我们，但我们好象也没把难当成难，每次觉得难时，就想到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里提到的，“……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每想到师父的话，就觉得无论如何都可以坚持。虽然与这个组的同修相处也就是一年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大家彼此间的关心，哪一方有不足，另一方就默默的补上，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很少在交流时将心里面的感受说给大家，但是走过的每一步，我真的真的很感谢我的好同修们！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