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2日晚，我上北京证实法，向世人讲清真相，先后到了最高法院、北京市政府，后来又要到公安部，在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被警察非法绑架至丰台体育场。41度的大热天，在广场上晒了两个多小时，有的同修晒了半天。后又被绑架至沈阳大南遣送站非法关押两天，期间多名警察及有关人员对我进行非法审问。后又被绑架到沈阳市铁西区信访办，铁西区七路街道办事处，在办事处政保科吴姓科长等人还有派出所2个人参与了对我进行邪恶的洗脑宣传，想强迫我放弃法轮功。当天晚上被放回家。第二天早上我上炼功点炼功，又被几名恶警绑架至铁西区七路派出所，多名警察轮流对我进行恶党的邪恶宣传。我向他们讲真相，后来警察让我单位派车来接我上班。

1999年9月4日，我上北站买火车票去北京，被非法绑架至铁西公安分局，张林等多名警察对我进行威胁、恐吓、后来又非法拘留我半个月（在铁西区看守所，恶警用拳头打我，威胁我，还有一名穿绿马甲的犯人威胁我说：再炼功就打断你的腿）。在拘至第13天时，又把我绑架至沈阳大南遣送站。大南遣送站不法人员特地将我们20多个男大法弟子非法关押到有数万个大型臭虫的屋里。板铺底下是用砖垛搭起来的，砖垛上，板铺下密密麻麻的大个长条形臭虫，一到晚上爬上来咬人喝血。

直到快10月中旬，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自己将板铺拆下，砖垛拿到水池一点点抠（每块砖有好多缝、眼），地面全部清扫才好多了。10月中旬说是放回，又被绑架至铁西政法委，有个叫李书记的用共产邪党那一套这么说那么威胁，后又让七路派出所警察来接我，每天白天在七路街道办事处政法科，晚上才允许回家，这样过了10来天。

大约在10月24日，我骑自行车上黑山，从黑山坐火车到北京。10月26日，我上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外边有很多警察及便衣，我闯了进去，登完记后，等了好长时间，沈阳便衣又非法绑架我至某个大楼的五层（专关沈阳大法弟子），期间七路办事处吴科长及两个警察要绑架我回沈，我坚决拒绝。10月28日一早，我们约80多人冲出大楼。第二天，我在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遭恶警殴打，并被非法关押至天安门广场附近一个大铁笼里。

后来，沈阳的警察及恶人来“接”我，其中一个恶人（个头不高，瘦），可能是市政法委的或是政法委派的，用皮带抽我的脸几下，又用膝盖使劲顶我下身一下，把我疼的差点晕过去，他把我的腰带拿走，把我绑架至那个大楼下边的地下室里，有的恶警将我裤子上挂钩弄掉、拌带拽掉，用板扣把我双手在背后扣上，扣了9个小时。期间多名恶警对我拳打脚踢，用军勾鞋踢我的腿、头部、身上、又踹我小腿；致使我的头部、身上有好多小口子，每打我一下，后边的板扣越扣越紧（以后几个月，手指都不太好使）。1999年10月30日，将我非法绑架回沈阳，在大南遣送站非法关押。

11月1日那天，我正与几十名同修学法，沈阳市刑警三队队长领着好多恶警来抢大法书，我坚决护住大法书，那些恶警对我拳打脚踢。同修保护我时，那些恶警拳打脚踢还乱翻，又将我们4个同修绑架到旁边一个屋。我们4个人炼静功，那些恶警在大屋翻了一阵，又到我们这一看正炼功，三队队长就用大皮鞋使劲踹我的手（当时是结印动作），可能有的警察打我的头，打了一阵他们就走了。

当天晚上，七路派出所恶警刘冬等人把我非法绑架到了沈阳张士劳动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在张士教养院新收大队，每天早5点半起床，晚9点睡觉，坐板15个小时，一次恶警黄××让大家喊认罪认错口号，我不喊，他就强制罚我提着裤子跑五圈。这样过5天，我被关押到三大队。

三大队恶警张××、魏敏堂、院里的程政委、三大队高姓“教导员”等人多次向我灌输邪党宣传，强迫我所谓的“转化”。恶警马中也多次找我谈话，还威胁我。在2000年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马中对我殴打后，又用电棍电我一会儿，才去开所谓的“联欢会”。

2000年4月9日那天，马中、张××，一人拿一根电棍电了我约两个小时，其中马中拿的电棍表面虽小，可电压高，每电一下象昏过去似的，暴力殴打，致使我的头盖骨左上部有拳头大一块过后不长头发，骨头软塌下去一块，也不知是被什么东西打的。还让我在走廊里来回走，至下半夜2点，早晨5点半又起床，非法罚我蹲着。傍晚，杨大队长、高教导员，一人又拿一根电棍电我约半小时，又拳打脚踢。

在三大队每天做奴工劳动一干就是半夜，有几次是一天一宿不让睡觉，早晨5点半又准时起床。2000年8月我被绑架到龙山教养院迫害，11月13日又回到张士教养院。直到2001年9月30日释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