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二零零零年二月初去北京上访，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到了北京，在北京国家信访办门前等候，被公安便衣认出，将我非法送到哈尔滨驻京办事处的京滨宾馆九层楼。当时室内有很多被非法抓来的哈尔滨的大法弟子。两天后我被“接”回哈市，平房分局把我非法送到第二看守所拘禁。

农历新年前后平房区有近四十名大法弟子在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三月十八日以后（“两会”后）才陆续放人。我回家后，家人告诉我在新疆派出所交了五千元钱，并说，如果一年之内上访，五千元钱不予退还。亲人们从经济上，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损失和伤害。丈夫在单位写检讨并在会上读（所谓国家公务员家属不得为法轮功上访）；孩子被同学冷眼相看；兄弟们抱头痛哭；父母亲整个农历新年以泪洗面。

电视、报纸仍是欺世的谎言和无理的谩骂。在二零零零年四月我和女儿再一次去了北京，由于上访无门，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丈夫领着朋友追我到北京，追到天安门广场，将孩子带回家，我被哈市公安局非法抓到京滨宾馆的第十七楼。第二天我被平房分局送到第二看守所。三个月后，由于我不写保证，被非法判劳教一年，于二零零零年七月末，被非法送到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在万家劳教所，由于自己学法不多，学法不深，在邪悟者的误导下，在干警的伪善面具下，写了三书，从而走向邪悟。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末我回到家，到家的第三天单位就让我暂时上班，并让我写自己的思想变化的过程，我没及时写，六一零的人不高兴的说：“星期一办学习班，还想让你谈呢，赶紧写呀。”我草草的写了数页感想，六一零的人说：“书记看了，说这也没转化呀！”于是六一零（公司的）副主任给我写的加了几句话。就这样我在不清醒状态下背离了法。

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一天，有一位同修的话使我清醒了，她说：“他们真的善吗？如果你不转化，劳教所和单位还会对你善吗？”是呀，这不就是伪善吗！我写了严正声明，从新走正自己的路。

二零零一年八月，一位人民日报记者来公司采访我们。我想采访无非是为所谓的“转化”涂脂抹粉，我和另一位同修谈了我们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万载难逢，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

因为此事，我俩被公司开除，至今未恢复工作。

二零零二年七月，由于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新疆派出所绑架了我，他们一群警察强行把我塞在车里，当到派出所门前时我不进去，我说我是好人，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先踢我的腿，将我踢倒，于是他们一帮将我抬进去并把我推进铁椅子里。在派出所的二十几个小时里，我一直被锁在铁椅子里。深夜时，我一闭眼睛，警察就过来与我说话，不让我睡，虽然我不困，但我却能看透他们的心。第二天下午，他们把我送进看守所，孩子的父亲也跟单位（检察院）请了假，送我到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见我两天没吃饭，腿不灵便，一直被搀着就不想收我。送我来的警察和副所长大惊失色，急忙去找科长，生怕关不了我，交不了差。于是先去体检。好象来到了地下室，阴凉阴凉的。孩子的父亲一直搀着我，他对医生说：“她身体不好。”那个男医生（五十多岁）恶狠狠的说：“法轮功有病也没事，照样押！”我被关进看守所，孩子的父亲（二零零二年在万家劳教所时我们办了离婚手续）临走下楼时，我看见他在擦眼泪。

在看守所一天不吃饭就给灌食。第二天她们给我灌食。我被关在八号间，这个间去了七八个人，按头的、按胳膊、按腿的，有帮医生往漏斗里倒粥的。由于我给这些人都讲了真相，她们都没用力按我，当我被插胃管后，一点不透气，快窒息了。我一用力将手抽出来，双手拔胃管，拔了三、四下才全拔出。管教一看没按住，就把八间的七、八个人送回去，让劳动班的人上手，她们来了，上来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按倒往后拖，有坐在我身上的，还有的偷掐一把，我一点动不了，女医生（大约四十六、七岁）插完胃管后，她也不让女犯倒粥（里面全是盐），她只是不停的转动胃管来折磨人，我放弃了绝食。

二零零二年十月，我被非法送到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判三年劳教）。先是体检，然后送集训队。到了集训队先被罚蹲，两个犯人看着我们。一个是小偷，一个是卖淫的。她们用脚往我后背上跺，小偷告诉卖淫女怎么踩得狠。卖淫女一试差点摔倒，就不跺了。几个平房区邪悟的过来与我说话，我不听。警察姚福昌拽着我的头发往门外拖，到了监控室的屋里用电棍电我，因为我躲闪，就把我绑在铁椅子里；因为我说：“你们这样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于是他让犯人把我的嘴用胶带缠上。一会又来了几个人，其中警察赵吉庆手拿电棍从我脖后伸过电我的后背，我索性两眼一闭，心想：电吧，我也豁出去了。他们这时手同时停住，也许我的态度他们感到吃惊，其中一个女警察恶狠狠的说：“给你时间考虑考虑。”说完他们都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被绑在铁椅子上坐着。当时自己心想：三年啊，怎么熬啊，谁不比我修的好啊，我对自己没信心，我违心的写了“三书”。晚上，不让我们休息睡觉，警察吴洪勋恶狠狠的说：“她们是假‘转化’，不让她们睡觉！”

在集训队给我们看录象，上课，读“书”，以达到洗脑的目的，还经常“答题”或回答问题，不按“要求”答就被体罚、上刑或办集训班迫害。

每次答题我们都不按他们的答，后来警察逼着我们写保证，保证以后答题按他们的答案答。由于我不写保证，他们（她们）就体罚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开始罚蹲到晚上十二点。邪悟者许凤萍为了讨好管教们，晚上十二点也不让我睡觉，不写就别想休息。我不想再坚持蹲下去，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好写了保证。

记得二零零三年二月，给我们办了集训班，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十一点休息。白天十七、八个小时一直坐在小凳上，但每到整点时让我们站起来背几分钟“守则”。这十七、八个小时内不让上厕所，（只有早五点和晚上十一点洗漱时能上厕所），有几个人把棉裤尿湿了。我不敢喝水、吃饭，或只吃一两口饭。因为有一次我肚子痛她们不让我上厕所。

二零零三年八月，我被分到十二大队。记得十月末晚上六、七点，十二队队长让大家提前收工，回各班写思想认识，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说了真话，我只写了两句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过了几天给我们五个人办集训班，说我们“煽动”。办班时由于我们不按管教的要求写思想认识，都说真话；那天让我们蹲我们不蹲，（中午）所有管教都跑来拿了手铐就把我们铐在床旁边，我们蹲了一宿。凌晨两、三点钟，小艳子蹲不住干脆坐在地上，管教不让并抱住她胳膊用力让她蹲，别人也坐在地上，管教们冲出卧室，小艳子喊“法轮大法好！”我们喊：“不许打人！”把全队的人都吵醒了。大家发现我们都没回班睡觉，第二天大家全罢工了，我们不吃饭，她们也都不吃，因为大家心齐，管教们不体罚我们了，并把我们送回集训队。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我们从十二大队回到集训队时，集训队正在办集训班，我们遭受洗脑、体罚、暴力。

二零零四年二月，农历新年刚过，早上大家背守则时不背，于是八、九点时被突然带到操场上冻了一上午，很多人没穿棉鞋，也没穿厚衣服，包括年岁大的。

二零零四年五月初，有一个学员手里拿着一沓写好了名字的晋级（“减期”）表发给有上面名字的人，所有的人都不要填（当时是晚上七点多）。于是管教、队长逐个找到管教室谈，软硬兼施，许多人没办法填了申请晋级表，她们“忙”到了深夜。她们没找我。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上午大家去接见（每月十二日是集训队的接见日）。刚吃完中午饭，大家从饭堂回来上楼，就听警察赵吉庆喊：“‘闪电’，去把警绳拿来，出去一个吊一个。”因为一会马上让所有的人一个一个的背守则，并给每一个人评什么分。第一个叫李红梅，不背，为了恐吓下面的人将李红梅的脸用电棍电变了形。我们是在最后面坐，当喊我时，我径直往前走，没在前面停留，直接走向门外。姚福昌追了出来。要把我关进小屋里，他一开小屋门，我看见里面有三、四个法轮功学员被扣在床上、栅栏上，同时被几个警察电棍电着。我只听见电棍刷刷的放电声。又推开一扇门，里面又是人，于是给我推进监控室。他拽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拽，把我按在控制柜上，腰也被狠折一下，他挥舞着拳头一通猛砸我的头。由于我们不背守则，不填晋级表，五月份给我们办了集训班。我们每天上午干活，下午练队列、看录象、“讨论”，晚上吃晚饭就开始体罚，蹲到十二点才能休息。那年五月下旬，天很热，下午我们要绕操场跑，直到有一天有人晕倒了，才不让我们顶着烈日跑，改成了做体操、走队列。有一天我们绕操场跑，邵楠管教说：“你们跑的太慢，不好好跑，你们就永远跑下去。”她让我们走队列，喊口号，说我们口号不响亮，不好好喊，于是让我们走鸭子步，并让许凤萍做示范，虽然我们没走多一会儿，但却让我记忆犹新。六月一日晚上，我们蹲在地上，姚福昌手拿着新买的高压电棍坐在长凳上。他突然站起来挥舞着电棍往我们后背猛砸，之后又坐回到长凳上。一会又起来舞着电棍往我们身上砸。也许他急于向所领导交差才如此不择手段。我想起了这一年的春节晚会有对对联的节目。有一天姚福昌很得意的说：“看我编的对联：‘警绳电棍和铁椅，你要不服送给你，横批是：蹲吊结合。’”

二零零四年六月初，我被分到七大队，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站的时间长了（在墙上编垫子）腰象裂开了似的疼，不能弯腰，很长时间才熬过来。在七队的这一年，由于我不填晋级表，管教经常找我谈话，自己觉得压力很大。不仅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早晚还得背“守则”，还经常上课、讨论、写纪实、答考卷等等，感到身心疲惫。

二零零五年六月下旬回家后，公司不让上班，只得去打工；没有家（丈夫怕受牵连已离婚），只得住在母亲家。不仅如此，家中电话被常年监控，这些年来一直有专门监视我的人，甚至我去商店他们也要跟进去，慌慌张张的发怔。

这些年我所遭遇的所强加给我的迫害不能一一陈述，即使一一去陈述用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只希望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迫害早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