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98年4月5日喜得大法的，学法后多种疾病都一消全无，我从心里感谢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我的身心受益用语言无法表达，而且大法更使我知道了人来世上的价值，懂得了怎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们一家三口人，开个饭店，生意不错，儿子读书。

一．在深泽县看守所遭酷刑迫害

99年11月13日上午，公安局政保股的东领和一干警来我家，说让我到公安局去帮他们了解一些法轮功的情况，一会儿就回来。结果把我骗到了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勒索人民币3000元，另加饭费330元，才放回家（罚款没有收据）。

1．高浓度盐水灌食迫害

2000年3月3日，我刚刚忙完饭店的生意，准备午休，被公安2名干警劫持到公安国保，而后非法送进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我绝食抗议，遭到强行灌食数次，在所长张彦英的指使下，由那些嫌疑犯给我们灌高浓度的盐水。在绝食期间，还让我们顶墙，长达三个多小时。完后我们一个个都站不起来，晕倒在地，头顶都肿的象大头翁，痛极了。

2．上9天9夜铁架子迫害
　
我因不甘心被如此迫害，写信向公安局贾益谦（主管迫害法轮功）和所长张彦英提出强烈抗议，并告诉他们，我们没有罪，善恶必报的因果。他们不但不收敛，反而加大迫害，让我上了9天9夜的铁架子（死囚犯用的刑具），手脚都铐着，大小便还得别人帮，站都不能站，一个姿势蹲着。时间长了，人都不会走路的。

3．胶皮棒毒打

在看守所，用胶皮棒子毒打是经常的事，打完后，腿和屁股都变成了黑紫色，裤子都脱不下来，就是这样还得参加劳动，不劳动就顶墙。在被迫干活期间，管教们偷偷在后窗户看每个挨打的学员，如能坐着干活的，就证明是打得轻，下次再来几棒。

4．罚站

罚站的事更是家常便饭，鼻尖紧挨墙，身体得是笔直的，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过后腿脚都肿的老高，就这样非法关押3个多月，勒索人民币3000元，另加看守所勒索饭费1200元。

5．皮带抽打

2000年6月7日，我被放回家。时隔不久，因进京上访，被贾玉峰等劫持到看守所，他把我们几个身上的钱都拿走。贾益谦把我叫到管教室，脱掉我的棉袄，用皮带抽打，边打边说，“我让你还去北京……”。贾益谦还唆使嫌疑犯建伟无端打我耳光，打的我头晕，数日不能起床。

6．勒索钱财

一个多月后，因不配合贾玉峰签转捕证，而且当着看守所管教的面，揭露他拿我们的钱不给收据，算不算犯法？贾玉峰恼羞成怒，欲打不能，扬言“你等着吧……”结果，我被非法关押3个多月，他向家人勒索人民币6000元，另加局长童向阳的饭费800多元（正海楼饭店），看守所300元，舞厅的消费400多元，检察院饭费600多元，才把我放回家。

2000年12月29日，得知哥哥和弟弟夜间12点，被大直要乡派出所周彦忠跳墙抓走。

2001年1月1日上午，在回家的途中被守路口的城关派出所副所长赵志雄和三个干警强行抬上车送进看守所。第二天赵志雄来非法提审，因我不承认犯法，被他们打晕在地。后来赵志雄一概不承认打我的事。进所后，我一直绝食抗议，看守所指使那些嫌疑犯强制灌食。每次灌食那胶皮管子都是带血抽出来的。因公安局长贾益谦听我家人说没钱给他们，在看守所被关押三个月后，我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非法关押在石家庄、高阳劳教所

2001年3月6日，我被送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在劳教期间，我血压一直很高，后来办保外就医。可是贾益谦和城关派出所就是不给开证明，致使我在劳教所呆了三年。丈夫因着急，后得脑血栓，无人照料。

1．石家庄劳教所电棍和关小号迫害

来到劳教所，给人一种恐惧感，电棍的呲呲声，喊叫声，哭声，说不定啥时就拖出去一个法轮功学员，回来都是遍体鳞伤。在劳教所因我不配合他们的“转化”，经常住小号，多则7个多月，少则2个多月，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到厕所都得有人看着。有一次，把我关到男中队的五楼5个多月，住的是男队长的办公室。早晚都是男队长们陪着，屋子也不让出，被褥枕头也不给，睡的就是地板。因不配合“转化”，经常坐板凳，把屁股都坐出了茧子。来石家庄劳教所2年多后，也就是2003年7月31日，我被送高阳劳教所强制“转化”。

2．在高阳劳教所专设打法轮功学员的特殊房间遭酷刑　

来到高阳，恶警开始迫害我，强制“转化”。8天后，他们没达到目地，8月9日的晚上，大概10点左右，我被带到一屋，里边坐着七个人（5个男的，2个女的），围成圈。让我坐在中间放着的小凳上，大队长开始训话。听他的话，哪里是干警？简直就是一个地痞，低级下流。

当我指出他们打人是犯法时，杨泽民声称“我们犯了哪家的法啦？江××对我们就有秘密文件，打死法轮功，算白打。今天晚上把你打死了，我直接送你火葬场把你火化。如你家人来了，就说你是自杀的，让他们连尸首都看不到。如果打出毛病来，药费国家管，我怕什么？而且‘转化’了你，我还要得一笔奖金呢！”

他们把我带到一小屋，我一看那是专门打法轮功学员的，里边墙壁上、房顶上都是丑化师父的像，双层铁门隔音的，墙也是隔音而且是软的，没有窗户，只有一蓝色小灯，阴森森的，屋子的墙根放着几根正充电的电棍子。他们强行把我按在地上，脱下鞋子。杨泽民数个耳光打过来，我的两眼直冒火花。紧接着铐上我的双手，踩住双腿，揪着头发，开始用电棍击脚心。击一下我全身就蹦。

一会停下来，拿鞋子拍电击过的地方，一边问“写不写”。“不写”。接着就是六根电棍子一齐上。那两个女人（叶淑贤和赵元）专拿电棍击下身阴部地方。她们拿抹布堵住我的嘴。不一会儿，屋子都是烧肉味了。然后，他们停下来，叫来一女队长，单独一人做工作，劝着让我写“四书”。不写，接着又是一阵电击，一男子（姓常）脖子里挂一个大探照灯，开足灯光直射双眼。我的双眼睁都睁不开，他们打打停停共5次，就是用此法来消磨人的意志，直至在恐惧中摧毁你的精神，从而达到他们的目地。

大概四点多钟，我被拖了出去，强行打了一针不明药物，当时我已不省人事。第二天醒来，打着吊针，浑身都是伤，都打成黑红色，没有好地方。头也动不了，头发被揪下去很多。三天后，浑身发痒，抓不得，掐不得，难受极了。

我一直绝食抗议，就是血压在230/125的情况下，他们还是照样强行灌食。吊针打了六天，身体不见好转，把我拉到高阳医院进行检查。我向医生们说明了我身体如此不好的原因。当他们看到我身体被电击的伤时，都万分惊讶，目瞪口呆，有的掉下了眼泪。吊针共打了12天，没等身体恢复，紧接着就是新一轮的“转化”--“车轮战”。

四个班轮番洗脑，一会都不让我睡。我坐的是地上放的床板子，床板上有固定好了的手铐子。我坐中间，一边一只手，胳膊拉直，扣上手腕，不能动弹。一队长马丽说“我就不信‘转化’不了你，秦工科（邯郸钢铁厂一工程师）就是这样‘转化’的！”这些做“转化”迫害的都是被洗过脑的曾炼过法轮功的人，她们比那些队长还要毒辣，变着法的整治这些仍然坚定的大法学员。我看到那些昨天还是一个善良、理智、通情达理、讲真善忍的人，可被他们洗脑后，却变成了一个人性全无、不讲道理、六亲不识、特别毒辣的人，差别太大了，这些昔日的学员的表现就是他们所谓的“转化成果”，把人变成了这样。

八天八夜过去了，第九天晚12点，又是杨泽民、姓李的（指导员，第一次也有这个人）、马丽（女），还有那个挂探照灯的姓常的，共8个人，手提着电棍子，不时的按动电棍，冒出蓝色的火星，发出“呲呲”、“啪啪”的声音。杨泽民手拿着一本《转法轮》，把师父的讲法污辱的面目皆非。接着他拿来脱下的鞋子，又是对我一阵毒打。

打完后，他皮笑肉不笑的说“见过亲嘴吗，今天就让你亲亲！”接着，那个姓李的，手里拿的大概是钉子，划我的脚心。拿电棍子的马丽过来电我的嘴，电几下，歇几下，间接性的进行，不时的问我话，一会嘲笑，一会恐吓，一会用刑。杨泽民在一边大声吼着，直至把一个人的精神和意志彻底摧垮，在恐惧中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达到他们的目地。

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一个人的精神崩溃、在极度残酷高压下超出他的承受极限、意志被毁而又屈服、以及生不如死的滋味，我想挣扎着承受过去，我想大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没有罪”！可是，这残酷的迫害已超出了我人的承受力，我屈服了，被迫抄写了一份他们拿来的“四书”。我没有掉一滴眼泪，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不知怎样才能表达出来，也许只有经过了的人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特别是你觉得这东西好，用残酷高压逼着你硬说不好，当你违心去说不好的时候，这在精神上的伤害是永远也抹不掉的，而且，我们是修炼啊！真字当头，这是耻辱、污点。

三．曝光邪恶　坚修大法

9月13日，也就是我来高阳劳教所的第四十二天，石家庄劳教所把我接了回去（因在高阳劳教所已声明了我所写是被逼的、不是真心的）。回5大队后，邸曼丽（大队长），李萍（中队长）一直让我住小号，不许与任何人接触，甚至7个多月不让见家人，并超期关押了2个月零5天。出来那天，李苹还对我说“出去后，可不要对任何人讲你挨打的事。”2004年3月5日，我真正回到了家。

回到了家，母亲和弟弟都已离我而去，丈夫脑血栓打着吊针，儿子上大学，由于没有学费，半途而废。面对这一切，我几乎承受不了，是师父在法中为我指点迷津，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使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更坚定了修大法的决心。

由于经济紧张，我去公安局找贾玉峰要回他拿我们的钱。在贾益谦的指使下，贾玉峰咬定这钱已没了，就是不给。在2005年冬天，我再次来到公安局想要回罚款，顺便带了两张真相资料，谁知在督察队长和李针的举报下，不问青红皂白的郝娟，又把我送进了县看守所，关押了3天3夜才放回家，丈夫的病加重了，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这些迫害，我本早应写出来曝光天下，是谁违背国法？是谁犯罪？是谁在泯灭人性？是谁在惧怕真善忍？谁是真正的邪教？今天我没有放下笔，终于冲破了无形的阻碍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