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法弟子惠瑞英自述遭恶人监视、抄家和勒索

我叫惠瑞英，现年69周岁。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利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我们大法学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我1999年底进京上访，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开横幅，接着恶警用车把我拉到安丘驻京办事处，都剑勇负责看着我，骂了我3天，后被押送安丘公安局，由家人接回。

我于1996年7月喜得大法，疾病不治而愈，我的丈夫和大儿子都修炼法轮功。我被非法关押回家后，继续遭迫害，我第二次进京上访，又被强行扣留，被一个恶警推在一个小道里，用食指剜着我脖子下面的一点，还使劲推我，折腾我大约1小时左右，用伪善欺骗我说出地址，我坚持不说，并绝食绝水抗议迫害。恶警无奈，三天后放我回家。

1999年底，恶人们派出两个人在我家监视着我们，不让我的老伴出门，不让我的儿子上班。一个专门管买菜，一个专门看着我老伴，不让学法炼功，否则不给我的两个儿子发工资，这样折腾3个月，气得我老伴生病，放弃修炼，交出大法书籍。原本健康的老伴被迫害生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离开人世。

2004年9月，我在管公发真相资料，被恶人绑架，押至安丘看守所，被非法拘留27天，在这期间恶警非法抄家，抄去大小录音机4个，放相机、磁带、大法书、布等共计值3000元人民币，我老伴的“五七坟”那天我还在受迫害。在看守所里，一顿饭一个小馒头、萝卜片、白菜帮子，熬的汤里没有一滴油，晚上吃臭咸菜，最后被折磨的心脏病突发，“610”怕发生意外，逼迫家人交上1万元钱，才放我回家。我的大儿子在2000年也被非法关押过8天，罚款5000元钱。

二。大法弟子程玉英自述被非法关押的经历

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当时并不在意，随意拿起来翻看翻看，结果越看越爱看，爱不释手。以前我学了多种功法，从来没有谁像师父说的这么好。师父教人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真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高德大法，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炼功人的心田。

我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在个人利益上不与别人争斗，在家庭中做一个好母亲，处处为别人着想，我身体的好多病，腰椎、颈椎、腿疼、肠胃病、神经衰弱，在不知不觉中好了，这样我的几个儿子、儿媳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可以放心的工作。我也亲自目睹了安丘有多少个同胞被疾病折磨的生不如死、负债累累，自从学炼法轮功后身体迅速恢复健康，从疾病中解脱出来，家庭经济负担也减轻了，还看到有多少夫妻不和，婆媳吵架每天鸡犬不宁的家庭学了法轮功后夫妻恩爱相敬，婆媳和睦。看到这一切的一切，从心中感到高兴，发自肺腑中感谢师父传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功法，真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

从1999年4.25以后我的电话被监听，行动被跟踪盯梢，几个大的炼功点早晨炼功时，有面包车停在跟前，并在车上偷录象，家具城炼功点有人从楼上往学员身上扔矿泉水瓶子，这是一家关门倒闭的大楼，却有人干涉，不让在此炼功，便衣警察在周围晃来晃去，说是上面叫这样干，他们不得不干。香港城炼功点也是每天早上都有警车，炼功也不得安宁。

1999年7月20日，早上刚从炼功点回到家，赵永秀校长到我家说，下面有警车让你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跟他上了警车，把我拉到城关教委关押起来，他们轮流逼迫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关押了半个月左右，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写了“保证书”。在写“保证书”的第二天，安丘报社的记者来到我跟前，逼我说些诬陷法轮大法的话，我没配合。又一天，公安局来了一位公安人员，要给我录像，我还是没配合，他没趣的走了。

把我放回家后，单位每天来人轮流看着我，我失去了自由。在我强烈的抗议下，他们不得不搬出我家。在我住的工商局家属院外，他们也派上人盯梢。有一次，有人骑摩托车约我到他家玩，刚走到家属院门外，马上围上几个人拼命的追我，无奈之下，我下了车，不去了，他们才放心。我不管上哪，他们都跟踪，在这红色恐怖压力下，在这不公正的对待下，我再也忍无可忍，决定到北京去向政府领导反映一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我于2000年初（农历99年的腊月二十六）来到了北京，听说信访局全是便衣、特务，根本进不去，自己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有关领导，在天安门广场走来走去，寻思办法，办法没想出来，就被北京公安局非法抓起来，被潍坊公安局驻北京办事处接走。在潍坊驻京办事处里面关押了很多功友，年龄大的有70多岁，年龄小的只有5岁。他们没收了每个人的钱、大法书，也不开证据，回到安丘后被非法拘留2天。

回家后，仍然过着没有人身自由的日子，我百思不得其解，法轮功给那么多人解除疾病痛苦，根治了多少年来在医学上根本无法医治的顽固疾病，对祛病健身有多么神奇的效果，并且教育人如何做好人使人道德回升，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会被这样对待呢？政府领导肯定对法轮功不了解才做出这样的错误决定，我必须向领导再去反映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于是我在2000年6月再次到了北京，刚到信访局附近，就被安丘驻京办事处的恶警抓起来，我们说来到北京就是为反映情况，我们得写出来，我们几个人联名写了上访信，让他们交给信访局，交没有交，不知道。第二天各单位来人把我们绑架到安丘驻京办事处，几十名大法弟子手臂挽着手臂表示不给平反不回去，恶警的恶性暴发了，拳打脚踢用“单摘瓜”的方式一个个的被他们拖走，有的大法弟子被打的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当时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我被拉回安丘后送到学校，他们想把我关在二楼，由女教师轮流看管，让孩子送饭。在我强烈抗议下公安局才让儿子把我接回家，儿子们也很高兴我修炼后身体健康的状况，但由于受谎言的毒害和红色恐怖的压力，也对我上访不满，我心里很难过。外面对我跟踪盯梢，家里电话被监听，孩子不理解，没办法只好离家出走，流离失所两年。

2001年正月，由于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制造了“自焚”事件和一些杀人、自杀等谎言，蒙骗了广大群众，煽动群众仇恨法轮功，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法轮功充满仇恨，我感到师父受委屈，法轮功和师父都被蒙冤，到北京上访无门，只好采用发传单的形式向群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一个好功法。

一次，我在发传单时，被恶警抓去，非法拘留两天，2002年3月1日，我被东关派出所绑架到安丘“610”洗脑班，在洗脑班主要进行精神迫害，让邪悟者讲他们邪悟了的歪理邪说，并强迫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录象，在自己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妥协了。现在我再次声明：强制洗脑作废，所写所说对师父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