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审问我的干警是王在忠，他把我叫到另一间屋内，强迫我将两手掌撑地，两腿伸直，两脚撑在椅子面上，背朝上，面朝下“支锅”；当我一条腿不直时，他就用手电棍打我的腿，打我的胳膊，敲我的头；他还用穿着皮棉鞋的脚踩我手面。就这样他一边看着、打着我，一边问着：“是谁叫你们去北京的，去北京干什么，你们多少人一起去的，在哪上的车，在哪下的车……”当我的回答不符合他要问的目地时，他就再用手电棍敲我的腮，用脚踩我的手……

我流着泪说出了我们炼法轮功所得到的巨大好处：我的儿子自幼患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身体非常虚弱，每次发流感他都不能幸免，不是吃药，就是打针。我才三十多岁，就因身患多种疾病在家三年不能参加劳动，那时，我都产生了不想活了的念头。炼了法轮功后，我的身体健壮了，我儿子的病也好了。我们去北京就是为了喊一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没有别的目地。

这时，我发现他就转过了身去，一会就到门外去了。他回来后，做了一下笔录，说：“你还没说实话，还得铐你一会。”然后他就用手铐把我铐在屋前的一根水泥杆上。我的双臂是被抱在水泥杆上又铐住两手腕的，他把我铐住后，就自己出大门去了。我就这样被铐了两三个小时。他回来后，我让他给我打开手铐，他才给我打开了手铐。那时外边的天气很冷，我也没穿厚衣服。待第二天他又把我叫到那屋里才做了记录，记录的内容还和我昨天所说的一样。

在派出所期间，原镇政法委书记张玉合（现在诸城市广播电视局）和镇武装部干事王玉灵天天过来撵我们到院子里站着挨冻，王玉灵还逼我们站马桩，谁站不好，他就用扫帚条抽打。有时晚上下了雪，白天让我们打扫完还得让我们都站在南院墙的雪地里，不让蹲下。我们的鞋都被雪水浸透了……晚上我们都是坐在椅子或排椅上睡。

我们在这里，不仅遭受身体上、精神上的迫害，还遭受到经济上的迫害。有的同修被勒索交款五仟元至一万元不等。我也五次被迫共交了一仟四佰元。

当时我镇的镇委书记是温公颜（其姐是时任我市政法委书记的温志莲），他为了他姐姐，把我们这些同修关在派出所里有五个月的时间，其中有两位同修被拘留半个月，有三个男同修被拘留一个月后仍被关在这里。我们多次要求他们放我们回家，可就是不放我们，张玉合还对我们气急败坏的说：“就是不放你们回家，叫你们今年收不下麦子，种不上玉米，没有收成，在经济上制裁你们，让你们都没法过日子，省得你们再有心思去北京。”

武装部干事王玉灵用右手打了被关在这里的窦金宝的左脸三个响巴掌。窦金宝当日被拘留走后，王玉灵在第二天晚上因酒醉，被磕破了左脸，就连派出所的干警都气话的说：“把他一下子磕死就好了，这还磕轻他了。”可见当时王玉灵也够邪恶的，他也得到了现世现报。

在二○○○年的四月下旬，镇党委才决定放我们回家。回到家，都一起把我们的严正声明和被迫害的经过经同修上了明慧网。没几天，我市政保大队610的恶警朱鹏德、曹金辉就来到我镇派出所，由所长赵勇开车到鑫鑫水泥厂，将正在上班的我拉到派出所内。朱鹏德问我：“最近有没有写过什么，你给别人或别人给你写过什么？”我说：“没有写什么。”

之后，他们就把我拉到诸城专门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国安宾馆”内的二层楼的一房间内，这时来了一个面目狰狞的半白发人，朝我喊问了一句：“卖什么果木的。”我说：“不是卖果木的，是推水泥的。”

到了晚上就是由他来审问、迫害我的。晚饭后他酒气熏天的来到了我被关押的房间内，还有另外的两个警察也在，他喝令我坐在地板上，两腿两手臂伸直，手放腿上。然后他就恶狠狠的问我：“是不是你写的在（贾悦）派出所里这些人被关被罚款的详细经过？”我说：“不是。”他又问：“是谁写的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这时他就恶狠狠的用手掌打我的左脸。他问我一句，我说不知道，他就打一次。他问我：“你会不会上网？”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是上网。”他说：“你认不认识××（同修）？”我说：“我不认得她。”这时他就让我起来，领我到东边的房间里去认被关在那里的三、四位女的同修，我说都不认识。他又把我带回原处，再让我如前一样的坐下。他又如前一样的喝问我，他听我说出一个“不”字时，他就在我的左脸部用手掌狠打一下，我就感觉左脸部有些发木。就这样他一边问，一边打。用手打够了，他就脱下他的鞋子再打，快打到晚上十二点了，他也没得到一点他想知道的问题后，也就不打了，这时我的左脸被他打扁了，左眼也打高了，整个左半部全变成黑色了。

这里边的人都称呼他“曹大队”，原来他就是我市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曹金辉。就在这天晚上后半夜里，他让一个干警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不让我合眼睡觉。第二天上午，由贾悦镇派出所所长用车把我拉回贾悦，我回家后没待两天，我刚去水泥厂上班，赵勇就又到厂里把我拉去派出所。所长赵勇觉的他用车一次次拉我让他费了心神，他却没有觉得他是在犯罪。就这样他们又把我关在所里近十天，才放我们回家。水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了。

我镇党委书记温公颜，追随江××流氓集团迫害好人，也得到应有的恶报。他在二○○○年调任诸城市建设委员会工作后，不久得恶病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