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中器官捐赠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以去年举例，新南威尔士省肾脏移植接受者平均等待了八年才等到合适的器官。

此种压力使“移植旅游业”应运而生，病患前往印度、中国等国做手术。

去年，澳大利亚的一份报道披露了这些去外国做手术的病患者得爱滋病或肝炎的比例。

目前，一份来自加拿大的报告指出，在中国，绝大部份的器官不是捐献的，而是从政治犯身上活体摘取的，这些政治犯由此而死亡。

从事器官移植的澳大利亚医生们对此感到震惊。他们呼吁澳洲政府对前往中国的病人加强控制。

迈克尔·爱德华兹对此有报道。

记者：有关中国经济繁荣的报道有很多。中国现被认为是电子、汽车和其它高科技产品的产地。

然而，观察家们指出，有一个迅速发展的市场令他们恶心。这就是为移植手术做器官摘取。

在西方国家因长期等待而烦恼焦虑的病患群中，中国提供的心脏、肺、肝脏和眼角膜有很大的市场。在1994年至1999年期间，在中国有一万九千例移植手术。自2000年起，这个数目飙升至六万多。

近日发表的人权报告指出，器官来源的增加源自这一事实：中共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处死及器官摘取。

大卫·乔高：2000年后的所有的移植手术中，我们可以根据死刑犯、脑死亡者以及自愿捐赠者人数解释其中约一万八千例。由于中国文化的原因，自愿捐赠人数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我们认为，约有41500例完全有可能来自活体。这些人被当场杀死，也可以说是按需求被杀死，这样某个澳大利亚、加拿大或中国的患者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肾脏。这是新世纪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罪行。

记者：大卫·乔高是加拿大前政府大臣，也是独立报告的共同撰写人。

中共自1999年起迫害法轮功。自此，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各地的劳改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报告中指出，有些受害者被注射药物引致心脏死亡。该报告同时也有许多被害者被活体摘取器官的叙述。

在中国，一个心脏的行情是十五万美元，换一个肺你得从腰包中掏出十七万美元。广告是通过人传人或互联网的方式进行的。

大卫·乔高：他们直言，“你只管过来，我们这儿有”。在其中一例中他们说，“我们这儿有五、六个四十来岁的年轻男子等在这儿，你可过来亲自挑选供体”。

记者：澳大利亚的移植医生估计，每年有几十位，大部份是移居在华人社区的患者前往中国做手术。

大卫·乔高：到中国去做肾移植的好处是快。在澳大利亚要等三、四年，因为在两千万人口中，每年只有200名器官捐献者。而中国的供体率就要高很多。

记者：达若·沃尔（Daryl Wall）医生是澳大利亚最好的移植外科医师之一。他就职于布里斯班（Brisbane）市的亚历山德拉公主医院。他说，[中共]利用在押政治犯摘取器官的做法在医学界是众所周知的。

医生：我们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都知道，死刑的普及极大的刺激了中国大陆内的器官供体率。

记者：那么你对澳大利亚的患者有何忠告？

医生：我们劝告他们要有耐心的在澳大利亚等。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我们不确信我们所采用的规则在中国会同样被采用，他们可能得到不那么匹配的器官而需要用更多的免疫抑制剂，这对病人伤害更大。

再者就是是否对器官提供者作疾病检测的担心。

记者：更不用说人权方面所涉及的问题了。

医生：绝对没错。是这样的。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坚信，陌生人或朋友都可以捐赠器官，但必须是绝对合乎伦理，绝对靠得住的。

记者：沃尔医生说，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加大力度，让澳洲公民了解前往中国做移植手术的真正代价。

主持：以上是迈克尔·爱德华兹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