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一名被中共迫害过两年多的法轮功学员，我有责任揭露它。现在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写出来，希望对真相调查有所帮助。

我是2000年去北京证实法的，在天安门广场遭便衣恶警绑架。开始被关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关在走廊一侧一面全是铁栅栏的铁笼子里，男女不分，里面只有两张接在一起也只能坐六、七个人的长椅子。我被关进去的时候，里面只有几个人，没几个小时，铁笼子就满了。又逐渐地被提走，都是有姓名地址的，说是当地来接的。听那里扫地的人说，院里的大仓库里还关着六十多人呢，都是没报姓名地址的。装不下时就送走一批。我和几个男女不同，素不相识的同修，也都没报姓名，我想可能也得和那些人关在一起，可后来我没能有机会见到他们。听说他们当晚就被送走了，问他们的去向，说是往东北的什么地方，具体是什么地方没能打听出来，当时想等出去就知道了。一年多，出去后也没能听到任何消息。又屡遭恶警上门骚扰和迫害，自顾不暇，慢慢地也就淡忘了。直到如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我这才恍然大悟，那些人的去向是不是死亡集中营？当时所说还有送往大西北的。因为当时进京上访的人太多，大都是不报姓名的。北京方圆几百里的拘留所、看守所都装满了。不得不一车车往外地送。

我当天就被恶警审问两次。一次是白天，他们问我姓名地址，我不肯说，他们就在一张写有犯罪嫌疑人的纸上胡编乱写，给我强加罪名，被我抢过来撕掉了。那个写字的小个子恶警气急败坏，象疯狗似地朝我扑来，劈头盖脸恶狠狠地一顿耳光。我的额头象鼓一样轰轰直响，眼前闪电般雪亮的光球一闪一闪的，恶警还不解气，使尽全力又重重的一掌，着实地落在了我的额头。我只感觉自己象树叶一轻飘飘地起了空，然后就趴在了地上，半天没起来。满屋的男女恶警见势不妙，刷一下一哄而散，只剩下打我的小个子和一个高个子，他们见我半天未动，高个子恶警照我的腿上踢了两脚，叫我起来。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的脸。我感觉眼皮又沉又重睁不开似的，鼻孔热乎乎地有东西流下来。我看见我趴的地方有一摊血，高个子恶警也发现了，立即拿拖布拖净了地，小个子恶警用毛巾擦擦手，不再审问我了，把我关在铁笼子里。里面的同修见了我的脸都大吃一惊，我自己看不到，但我感觉得到那一定是鼻青脸肿的。甚至很吓人。我以为这样就完事了，可以和院里那些不报姓名地址的关在一起了。

不料晚上小个子恶警又来提审我。我被带到走廊另一侧的一间办公室，高个子恶警随后也跟了进来。他们不让我抬头，怕我看他们的警号。他们还是让我说出姓名地址。我不说，那个高个子的流氓恶警凶相毕露，抬起穿着大皮鞋的大脚，照我的小腹下方狠狠地踢来，我心里虽早有防备，却也躲闪不及，也踢得很重，当时就感觉来了月经一样。接着，我的大腿和臂膀又重重地挨了几脚，小个子恶警转身出门去了。手里拿个什么东西回来，往我脸上一挨就啪啪响，还放着白色的亮光，我的脸立即就麻酥酥火辣辣地疼，心想这就是电棍吧？我害怕地躲闪着，两个恶警象恶鬼一样把我按在了一个墙角的地方，我仰面朝天，大个子恶警两只脚分别踩住我的一支胳膊和一条腿，小个子恶警也同时两只脚踩住了我的另一只胳膊和另一条腿，手按我的头，我再也躲闪不开了，我的脸上脖子上，乳房上，留下许多他们凶残的印记，差点毁了容，我挣扎着叫喊着他们不停手，我大声地背着《威德》，他们还是不停手，我受不了了，就大声地喊师父，这时他们的电棍好象不好使了，半天也不响了。离开我试了几下还不响，并冒着白色的光，接触到我时又不好使了，他们不得不住了手。

这时门外进来一个人拿走了电棍，还说了句：“别整出事来。”两个恶警见我已伤痕累累，筋疲力尽地摊坐在地上喘气，以为我肯定是怕了。又问我说不说，不说，就象刚才这样再来一顿。我坐在地上坚决地说：“我豁出死来了，反正我已经这样了”。小个子恶警把我带到卫生间，让我洗了脸，又把我送回了铁笼子，走时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收拾你”。第二天，抓进的人也很多，进进出出的很忙乱，没顾及上我，晚上我就被一辆拉着窗帘的警车送到了一个看守所，同车送的还有男女好几个人，其中离我最近的是一位抱着不满周岁小孩儿的年轻女子，孩子在怀里直哭，好可怜啊！也许他不愿意坐这破警车？也许他不愿和妈妈一起被关到这鬼地方来……？

看守所里的恶警狱审，比狐狸还狡猾，阴险，他们连哄带骗，连欺带诈软硬兼施地套出了我的姓名住址，判我劳教一年，送进了北京大兴县天堂河女子劳教所。

虽说至今几年过去了，但那里的一些事我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惭愧的是那一段路我没有走好，但是，我也要把那里的邪恶揭露出来，让世人知道，快点觉醒。以弥补我的过失，洗刷耻辱的污点，成为一名无愧的大法弟子。

天堂河女子劳教所的高墙深院里，表面上环境很好，什么也看不出来。崭新的楼房、宽敞、整洁的大操场，绿树掩映，鲜花盛开，还安有许多的健身器械等。但是那里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紧张。除了少量的劳动外，每天大部份时间都用来学习、洗脑、写认识、感想、揭批等等，没完没了，不写就会不断被折磨。不识字的人也得别人代写或自己用嘴说。许多人因为正念不足，受不住折腾，硬着头皮违心地胡编乱造，胡抄，迷惑而又痛苦地混日子。也出现一些邪悟的人为虎作伥，使一批批送进去的人，没几个能过了这些关的。

那个高墙大院里还有一个小院叫“集训队”也就是牢中牢，是地狱中的地狱。很多很长时间用了各种手段都不见效不“转化”的人，被关在那里受罪，而且一受就是两、三个月以上，每天只有负责的管教带上几个早就选好的吸毒人员送进少量的窝头。里面的人受的什么刑，没几个人能知道，知道的也不敢多说。后来因为时间长了，我又被迫违心地抄写了他们需要的书，揭批等，他们对我产生了“好感”，才告诉我说：“这样做就对了，不然也是死路一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吗？”几天前死一个了，是山东来的，一行三个人，都被劳教了，两个“转化”的还好，另一个“顽固不化”的已经死了，是电棍电死的，对外就说是得病死的，死也白死，你能咋的？后来我还听说，那个牢中牢里还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已经被折磨疯了，生活都不能自理，还关着呢，不知后来如何了？

那里还有一个毕业于北京高校的女法轮功学员二十多岁，她和丈夫都是外地人，但在北京某单位上班，他们都修炼，她的小姑子也修炼。他们三个人一同去天安门打横幅，结果都被抓。但都关在不同的地方，丈夫后来有了下落，也被判了劳教。可是小姑子一年多了没有下落，象失踪一样，生死不明。不知现在如何？

还有一个，老太太，是山东人，六十来岁，她和儿子都修炼，并一起来北京上访被抓后，老太太被判劳教一年，儿子却下落不明。他儿子才三十岁，正准备结婚呢，半年以后，传来了噩耗，她儿子死了，怎么死的？警察说是跳火车死的，往东北的途中。到底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老太太好几天没说话，眼睛红肿了好几天。

还有一个叫安得利的二十六岁小媳妇。也许是因为她名字很特别，也许是因为她长得年轻漂亮又非常能承受；也许是因为她的经历，让人很牵动心肠……总之，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并永远不能忘记。同批送来的人，经过十天半个月后，几乎都被所谓的“转化”了，只有她安然不动。在走廊里一站就是两个来月，帮教说劝，管教打骂，电棍电，不让睡觉，一顿一个小窝头，强迫念洗脑的文章等等，一切手段都没能使她动摇、屈服，最后就把她送进了那个集训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约两个月后的一天开运动会，全劳教所每个班都得出人参加，我所在的屋也去了三个人。参加的人回来说：看到安得利了，她已经“转化”了，还为运动员写了什么词。但是她已经不认识安得利了，听到大喇叭喊这个名字，她就在人群中四处寻找，可是她没有找到，原来安得利就坐在她的身边——那显然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又瘦又小，还有点弯腰，怎么能和两个月前那个二十多岁，风华正茂、年轻漂亮的媳妇联系一起呢？她好象说不下去了，声音断断续续的，越来越小，我的心也在颤抖，并隐隐作痛……。不知她受到怎样的折磨？

后期还送进一位白发如雪的老奶奶，她七十多岁了，听说是第二次被劳教了，她总是低着头，不论走路、说话、吃饭一刻都没见她抬起过。觉得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她的大脖筋被打断了，但我想她的头总有一天能抬起来。望着那如银似雪般的头，沉重地摊在脖子上，迈着蹒跚的脚步的身影，觉得心里直翻个儿，是谁竟能对这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下如此毒手？恶警们贪图名利，仰仗权势，是非不分，人性全无地干下多少坏事，谁能数得清呢？

出来后，也遇见几位和我一样从那里放回来的人。听说那个“集训队“里还关了一些有传染病的人。一个有肝炎病的老太太说，她被检查出病来以后，就被转移到那里，两三个月后被“转化”好了，才放出来的。她说里面相当恐怖。每人一个小屋，不足两米见方。只能睡一个人的地方，还不让睡觉。闭上眼睛就有人打，不让洗衣服，不让出屋，窝吃窝拉。还要经常上刑。很多电棍捆在一起电是常事儿，凶狠的吸毒人员被带进来帮助、灌食，并拳打脚踢地大显身手也是常事。不分白天黑夜，经常听到让人惊心的惨叫声。

我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没有自由的特殊空间里，呆的时间不算长，有限的范围内，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就能了解到以上这些，或许只是那里邪恶罪行的九牛一毛，和中共集中营里的罪恶比起来，更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也足以说明中共恶党的邪恶、残忍、流氓和兽性。一切正如《九评》中所说，它利用人们的善良，用谎言和欺骗开路，以杀人、整人为乐事，靠吸血活着，它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让我明白了以前不明白的一切。破解了许多不解之迷。在铁证如山面前，它还有辩解的必要吗？它那令人作呕的丑恶嘴脸再也掩盖不住了。

我有个朋友，他的二姨姐姐在内蒙古，最近得了一种怪病，全身浮肿。当地医院确诊不了，猜测可能是肾坏了，想要换肾，让他帮助联系北京某医院，看能不能换肾，回答说肾源充足，现在就可以来换。于是就准备了二十万块钱，匆匆地来了，并很快住上了医院。不知这么方便的肾源是哪来的？是来自集中营？还是别的什么劳教所、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