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我觉的，故城同修存在以下问题（做的好的地方就不说了，在此只是指出一些存在的问题）：

一、主要协调人之间有矛盾

其实从法上看，这些矛盾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常人心，执著的都是自我。虽然大法工作中没有常人中那种现实的名利，但也会出现求名与积功劳的心和难以割舍的领导欲。根本而言还是存在一个“私”字。

个别协调人言谈中隐含着自己负责协调时做了多少多少事，有多少多少成绩，摆不正与师父、与法、与同修的关系。师父在《精進要旨•猛击一掌》中说：“负责人不管其在常人中做了多少工作，都是自愿为大法工作，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没有我的法身做这些事，别说弘扬，就是负责人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所以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协调人一执著自我，就难以听進学员的不同意见，自己所悟的不在法上的事，就容易一意孤行，难以纠正，影响到部份学员甚至影响了整体。

故城现在的情况是某协调人影响部份学员，而另一负责人则影响另一部份学员，这些学员都跟着自己信任的负责人走，互相之间拧着劲，不从法上来考虑。这种间隔，就使邪恶有空子可钻，使当地的形势变得更为严峻。有部份学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二、揭露当地邪恶受阻，被怕心干扰

师父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发表后，大陆各地大法弟子跟上正法進程纷纷揭露当地邪恶。故城县周边一些县、市的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积极行动起来揭露当地邪恶，将恶人恶行公布于世并记录于法网恢恢网站。这些大法弟子认识到：就在我们不怕邪恶、决定坚决揭露邪恶、具有灭掉一切邪恶的气势后，在另外空间的这场正邪大战中，邪恶就已经被大量销毁了。

体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揭露当地邪恶的小册子、传单发到网上、撒到恶人的单位和家乡后，是恶人的惧怕、世人的觉醒和环境的宽松。如某县大法弟子给看守所某看守写信，指出他过去贪占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东西等行为后，这个看守主动找大法弟子说好话。某乡人员在洗脑班动手打大法弟子的行为被曝光后，在其亲属的谴责下，对大法弟子表示：再也不干那事了，要求从传单中去掉自己的名字。

有次一个大法弟子劝“三退”被恶人举报遭非法关押。其不修炼的家人找到政保股说花多少钱也要把家人弄出来。政保股长说钱不能要，一弄就上网、上小报了。家属表示想请他吃顿饭，他说你得保证不上网、不上小报才能吃这顿饭。

揭露当地邪恶工作开展好了，讲真相、劝“三退”情况也好，明白真相的越多，环境也就越宽松。常人有时发现邪恶动向就赶快给大法弟子送信，610、公安迫害法轮功声名狼藉，得不到实惠，谁也不愿再管这事。

当故城周边县、市揭露当地邪恶全面展开后，邻县同修找故城同修就此事切磋时，故城同修有的竟认为：小册子上有恶警的名、有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姓名、有迫害的时间、过程，这不安全（其实这些小册子都是以第三人称写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故城县大部份弟子所写的揭露迫害的东西都被某些负责协调的人员以安全为由删得只剩下：“一个老年大法弟子被如何”、“一个女大法弟子被如何”等，既无恶人姓名，也无被迫害者姓名，既无迫害时间，也无迫害地点，更没有详细的迫害过程（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比较详细）。不揭露邪恶实际上就起到了姑息邪恶的作用。因为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其实这就是心性问题，是不在法上的表现，是怕字当头，怕恶人报复。把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首先想到的是自保。但有时却又走另一个极端：把自己所知道的公安人员不管其表现如何、行没行恶，一律上网。从而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从2003年到今天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可故城同修在这方面的认识几乎没什么進展。有时突发事件也上不了网，还得辗转到外地。2005年故城县邪恶610无故绑架大法学员王建平，甚至连给王建平打工（做挂面）的张霞也被非法绑架，造成张霞在公安局跳楼摔伤。这时有人提出把行恶者恶警邵力历年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及在常人中的一些贪婪鄙污的丑行略述一、二，予以曝光。有个别协调人及部份怕心重的学员就不干了，以种种理由阻挠，说：“不能说人家是恶警，这是不善。应该感动的他落泪”；“不该说人家泡小姐、买房子的事”等。基于这种认识，有个协调人竟然把制作好的一批揭露恶警邵力的传单予以销毁，还让人发正念，说主张发传单的人是背后有东西。实是让人痛心。其实，如果他不迫害大法、不迫害大法弟子，他的什么不明财产、泡小姐等丑行我们当然不管。但他却是长期死心塌地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我们才将他那丑恶、鄙污的一面公之于众，也让人们看一看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这是救人哪！

2006年邪恶“两会”期间，故城又发生严重迫害。被关押中的个别人、部份协调人及一些学员，认为这是某个学员联系外地学员揭露恶警邵力招来了迫害，。有的学员自己有怕心，但又不愿承认，找理由掩盖，把真名实姓揭露邪恶迫害说成是搞签名、统计名单。有的协调人及部份学员则主张过去了的就算了，不用揭人家老底，就写一下现在被关在里面的几个人的就行了。对做出的揭露邪恶的初稿不是想办法去完善，而是找出种种理由予以否定。实际就是想让揭露邪恶不了了之。有的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勉强写了一点东西，只不过是一些罚款数目单而已，和真正揭露恶人恶行相去甚远。事不复杂，也不难做；法理不明，心性不到位，就成了问题。

其实，退一步讲，世人有言，不平则鸣。一个常人受到无理的侵害还要上访、起诉、伸冤。一个大法弟子受到了迫害却怕坏人。自己被抓、被打、被罚却不敢说出是谁抓、谁打、谁罚的。自己不愿做、不敢做，也不愿别人做，怕上面有自己的名字。这在常人中也是实属窝囊。何况这不是常人中事啊，我们揭露的是邪恶，铲除的是邪恶背后的黑手烂鬼。如此，我们怎能谈得上是助师正法，又怎能谈得上对“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们的某些学员是不是少了一点正义及勇气呢！？作为大法弟子、大法学员，我们故城的同修都应该想一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如何摆放自己位置的。

三、站不对基点，注重做表面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大法工作，都应以救度众生为目地，不是简单的为做事而做事，也不是搞搞形式、走走过场，更不是象常人讲的“重在参与”（有人想了，俺也掺和了，总会有好处，总不算错）。师父不就是看我们修炼那颗心吗？

在与故城同修的接触中，常听到的是：我们“九评”做了多少、撒了多少，条幅、标语挂了多少、贴了多少，传单撒了多少。多做无疑是对的。可在交流中一提到如何向家人、向亲属、向朋友、熟人、向街坊邻居、向世人传“九评”、劝“三退”、不断开创环境及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修好自己时却反应漠然。（当然，故城也有同修做的很好，但整体却跟不上）。我们不能把工作停留在挂挂、贴贴上，我们是救度众生来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修好自己。愿故城同修真正发自内心的以救度世人的心态发挥自己的所长，去做好大法的各项工作。

四、认可和助长了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

自1999年7.20迫害到今天，故城县学员被邪恶大量罚款和勒索，有的甚至多次被巨额罚款。少则被罚数千、上万，多者几万，甚至达十多万之巨，给学员家庭生活造成严重困难，给家人造成精神伤害。这固然是邪恶的迫害，但其中也有学员纵容邪恶的因素。

在故城县学员中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在故城县没有不拿钱出来的先例”。写了保证，拿了钱还认为是正念闯出来。这样出来，没被判劳教、判刑还以为挺智慧似的。当年刘元珍被绑架，邪恶想巨额勒索，但刘家生活困难，邪恶就从一万降到五千、五百、三百。但刘元珍家庭生活都有困难，实在是无钱可拿，最终邪恶还是把她判了劳教。但对这邪恶的迫害，故城县有些学员却认为这是大法弟子没集资凑钱给公安把刘元珍买出来，才造成后来的苦难。更有甚者，拿大法弟子凑来做资料的钱把一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买了出来，以为是悟到个理，做了件好事。同修啊，我们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时，是站在法上还是站在了人上，我们真得好好想一想了。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是不是助长了邪恶对学员的迫害，使它们觉得有利可图而更加肆无忌惮的迫害学员呢？！

五、安全意识薄弱，不注意修口

总的来看，故城县同修在大的方面或明或暗的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怕心，怕心的作用下又影响着整体的大法工作。与此同时，在人心的作用下，部份同修又存在着安全意识薄弱、不注意修口的问题。如某学员向公安供出了一些同修的情况，但却仍混在学员中。有学员得到了消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有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这件事告诉了出卖学员的人，这个人就到处赌咒发誓来表白自己没出卖人，学员中为此起了争执而忘了邪恶正在虎视眈眈。有的学员用人心看问题，不管与自己负责的事有关没关，喜欢打听别人正在做什么，不告诉他就认为是不信任他。有些人很注意自己的安全，却不注意别人的安全，该说不该说的都往外说。其实这方面的教训够深刻的了，明慧网对此也没少提醒，这里就不多说了。

以上是我所了解的故城县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点认识。所了解的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认识上也难免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