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九八七年黑龙江大兴安岭火灾，当时恶党媒体报导烧死民众192人，实际当时过火面积是三个县，烧死约3000多人。大火过后，粮食、房屋、柴禾都烧没了，老百姓没有吃的就到牛棚、猪圈里找那些被烧死的猪、牛、马、羊吃。大兴安岭损失惨重，媒体报导后，并没有把死亡人数真实的报道出来。尽管这样不少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当时外国援助物资包括食品、水什么的空投到那里，老百姓抢食物吃，被军队开枪打死不少。那个人说出来，我感到很惊讶，问“能是真的吗？”那人说：“如果当时我不在现场我也不相信会出现这种非常野蛮残暴的事情。”事隔二年，也就是八九年六四屠城虐杀大学生，这是更加验证了中共邪党心狠手辣。

我在讲“九评”中中共杀地主阶级时，有个人说：“我们家被定为地主，我两个姑姑被共产党霸占去了，小姑姑才十七岁，被掠去之后就疯了，共产党坏透了，我们家从这个恶党四九年执政以来到八十年代初，一次运动接着一次运动受尽了气，不敢说话，始终是受歧视。”

我把《九评》给了一个老年人，他看了之后说：“那里面说的太好了，是那么回事。大跃进时，放卫星，说粮食亩产万斤，我们那个村粮食都收没了。吃什么呢？吃树皮，树叶，很多人脸都浮肿。上级来人，各家各户搜查，就看你脸，脸若不浮肿就说反对政府，反革命，就要整你。由于粮食都被那些共产党官员强制拿走，全村90多人口，饿死40-50人，《九评》说的五九年至六一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那是千真万确的。”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得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当时我们那个村有一个小伙子，冻天冷地烤火，就很自然而然的说了一句笑话：“爹亲娘亲不如火亲”。被人报告上去，把他抓起来，说他反革命，反毛主席，定为反革命，把腿都打折了。那时候谁也不敢说话，如果说错话了，被有的人反映上去就得挨整，让交待反革命罪行。你若是不说呢，共产党的文革成员就说你顽固不化，往死了打你。若乱编一些东西，或者牵扯其他一些人，他们也要整你，往死里打，说你交待不彻底。我们那个地方整人的方法是：把地主、富农、老师（臭老九）、国民党、三青团、右派、满洲国警察、反革命分子等用大铁链子绑在树上，黑天白天不让回家。如果家里人不给送饭饿死也不管。脖子上挂个水桶，桶里装些开水，烫得挺难受，同时脖子被勒进去也疼得够呛，再有把衣服扒光，用手指粗的柳条往这些人身上抽，打得这些人皮开肉绽，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折磨死了。文化大革命真是革了很多人的命。

我们村有机动地承包给人，村里一年能收十万元，都被村党支部吃喝赌挥霍掉了。并且还拉了那么多饥荒。然后又巧立名目要农民摊钱。村里建学校我们农民还得交钱。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乡党委，党委不但不管还替村书记辩解。有一次我碰到了村支书，指问他，他说：“我们吃的，喝的，抽的，连泡小姐都是你们的钱，你们能咋地？”你再要告下去，他就找黑社会来报复你。共产党就是大流氓，是黑社会，是吸血鬼，现在老百姓已经对它彻底失去了信心。

我们那个村有一个人，游手好闲，耍大钱。给了党委书记一万元，就当上了村支部书记，时间不长就把村里的树全砍了，卖树的钱也不知都哪去了。

我们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听说那里当个乡长得10万元，当个县委书记最少50万。

我们那个市当个派出所所长得20万元，火车站前当个派出所所长得花30-40万元，他们敲诈勒索，抓卖淫嫖娼，抓赌博，不长时间就整回来了。

我们那个宾馆，变成了市里领导个人的，市里有时就去一帮人到那里吃饭，一桌下来4000元。连干豆腐炒尖椒也得28元，这一桌下来够扫大街的干一年。

老百姓对共产党已经是怒不可遏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随着《九评》的传播，再加上中国人受中共迫害那么严重，切身感受到中共邪党的贪婪、恶毒，无耻及流氓本性。人们就会抛弃它，反对它，退出它，最终它就会在人间蒸发，也就应了那句话：“千夫所指，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