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辛巳年农历腊月二十七（2002年2月8日）和另一位同修去北京证实法的，第二天我们在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被恶警抓到前门派出所，把我们的身体搜查一遍，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不说，他们打了我们几个耳光之后，要给我们照像，我们不配合，他们就连抓带扭的强行给我们照了像，然后把我们关在一个铁笼子里，到晚上8点多钟，我们有8名大法弟子被关进这里，然后他们强行把我们拖入车中，分散送到各个派出所，我被分散到红星派出所，当晚我被关进一间空房子里，外面有一保安看着。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立掌发正念，来了一个姓康的副所长，他见我在那发正念，就拿出手铐把我的双手背在后面铐上关进屋里。晚上8点多钟来了两个副所长，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问我是哪的，我不配合他们，他们打我一阵之后拿出师父的照片让我烧，我说那是我师父，我不能烧，他们拿着打火机，掰着我的手让我烧，我边挣脱边说：你们这样做是在犯罪，会遭报的。他们两人连掰带扭，最后他们也没有得逞。其中一人把师父照片拿到一边点着了，我继续说：你会遭报的，我刚说完，照片还没烧完，他就象一堆泥似的一下就瘫在了椅子上，我当时心里就意识到，他的元神被打入地狱了，之后他与另一人说：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那人走后，另一人找来一保安，把我的外衣脱掉，里面只穿一件线衣，把我的鞋也脱掉，把我铐在院子里的一个铁柱子上，让我在外面冻着，我在外面不停的发正念，大约1个小时左右他们把我带进屋里继续让我说出地址，我不搭理他们，最后他们又把我送回原处，外衣也没给拿回来。第三天上午（年三十）10点多钟，那个姓康的副所长又把我带到一办公室，进屋之后先是一顿毒打，拳脚相加，打了我十几个耳光，用手铐把我的双手铐死之后还使劲的往桌子上磕，逼问我说出地址，我告诉他，不能说。他见我不说就和另一保安把我拖到水房，他俩按住我把自来水管从我的脖后插到线衣内往里放凉水，把我全身湿透了，然后把我拖到楼房后背阴处冻着，下午2点多他们见我还不说，就把我送到大兴县看守所，下车时看到我们一起被抓时被分散到别处同修也送这来了，登记时他们给我们都编了号，我的编号是2158。

在我绝食反迫害期间，有两位同修大约绝食70天左右，一个编号为2159，40岁左右，东北口音，另一女同修，编号记不清了，40岁左右，南方口音，他们身体出现严重状态，看守所看有生命危险，就把他们送公安医院去了。我在看守所期间，看守所三次给大法弟子集中抽血化验，自从两位同修被送公安医院后，在以后的抽血化验中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在我绝食80天左右时有一个从公安医院回来的常犯，他对我说：法轮功被送公安医院后，把他们的手脚都铐在床上，然后灌食，平时也不打开，人要不行时，就抬出去了，不知道送哪去了，由此我联想到公安医院也在做大法弟子器官的“买卖”。

在恶党十六大前夕的一个晚上，大兴县国保处用车把我拉到一个地方，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左右，下车之后先是过来三四个人用绳子拴在我的手铐上，拉起来在前面跑，让我在后面跟着，跑到一处用铁管子搭到葡萄架下，他们把我的上衣扒光吊在葡萄架下用树条子抽我，他们打累了，就放那叫蚊子咬我，我在那不停的发正念，大约2小时左右，他们把我放下来，带到一间屋里，然后来了两男两女，说他们也是学大法的，他们就开始跟我说，我一听他们说的全是邪悟，原来这里是一个洗脑班。我边发正念，边和他们辩论，一直到深夜，这四人走后又来两人，让我转化。开始几天我和他们辩论，后来我就干脆不搭理他们，就默默的发正念，因为我进来时就绝食绝水，几天之后他们看转化不了，就给我放李昌、姚杰的洗脑录像，一看也不起作用，再后来他们就追问我家庭住址，当时我的心里只有一念，你们什么都不会得到的，他们一看什么也问不出来，就把我的手一边扣在暖气管子上，另一只手扣在衣架上。

第七天国保处处长和一股长来，他们汇报说就这样了，没办法了，什么也不说，他们在另一屋说了很长时间，我脑里只有一念，坚信师父、坚信法，什么都别想动了我的心，想起了《洪吟》中“无存”“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我的思想中就想，放下吧，把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的情都放下吧，这一念过后，就感觉这个世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心也轻轻松松的了，无忧无虑了，很平静。第八天下午，在我强大的正信、正念的作用下，他们所施用的一切手段全部落空，什么也没得到，又把我送回看守所。

我在北京市大兴县被非法关押了14个月20天，于2003年4月24日，在师尊的呵护下堂堂正正闯出看守所。汇入正法洪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