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正月十五，我与几位同修在家学法，黄冈市恶警陈树民、周佑华等一伙人非法闯進我家，带走我和三位同修。在黄冈看守所里我与同修都遭到姓雷的恶警毒打，镣铐，而且是死刑犯用的大镣（他们叫“穿心镣”），同修还遭受被捆绑在门板上灌食的折磨。三个月后我又被送往武汉狮子山劳教一年。

在狮子山人格受到严重的侮辱。進门首先是吸毒犯人将我们衣服扒光，所有的衣物全部翻遍。接着搞邪恶的队列训练，即在40度烈日下曝晒，一站就是一天，接连30多天，有时在太阳底下背监规。6月的武汉天气炎热，一次因我拒背监规，被罚晚上不许睡觉，在走廊的灯下坐到一点，有时贴墙站着。有一天我坐在走廊里看见在另一间屋子里，吸毒犯正在折磨同修饶棉花，折磨的非常厉害，周姓恶警在走廊里听得清清楚楚，等打完之后，他再转到那间屋子里，假装不知道，好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当时我的怕心很重，没有站出来揭露制止。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

因我坚修大法，五十多天后被送到沙洋劳教所九大队。2001年初，龚姓恶警借我与一个同修炼功遭手铐而绝食为由，将我加期6个月送往二大队（她们叫“严管队”）每天干着高强度的劳动，种供恶警吃的菜，大热天里挑水挑大粪。李姓恶警强迫我用板车将几东风车的萝卜从晒场拖到食堂边水泥池里腌。水泥池有一米五高，每天爬上去将萝卜从下面用编织袋吊上去倒在池子里用盐腌，还要从下面往上吊泥土压顶，这都是年轻人干不来的事，她们逼着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做，她们却没有觉得理亏。

2001年7月1日江魔头讲话发狂之后，恶警又开始逼我洗脑，唱歌颂邪党歌曲，站队时喊邪恶的口号。因我不配合，他们罚我在大太阳底下跑步，到园林队翻田，到男犯队种花生。将花生从禾上摘下来，一天要摘六到八大袋，能装一百斤大米那么大的编织袋。有时剥花生，一天35斤，也就是七脸盆。总之无论做哪一样，一天下来，衣服，头发全被汗水湿透。凉水冲完澡后，晚上由吸毒犯人张晓红逼我到恶警办公室罚站，面朝墙壁。有时汪姓恶警强迫我头抵在墙壁上，双脚摆齐，成弓形（他们叫面壁和挖墙）每天到深夜一点。劳教所所部姓赵的恶警以我不配合唱歌和喊口号为由，又将我加期6个月，两次加期合起来就是一年（后减了三个月）。

从劳教所出来不到一年，2002年10月又被邪恶钻空子被判刑三年，送入武汉市宝丰路女子监狱四监区四分监区受迫害。

一到这个监区，面对的是邪恶的洗脑和各种手段强加的奴役劳动，强制背监规，抄写乱七八糟的诽谤大法的材料，还要完成强加的劳动任务。头几天上午洗脑，下午干加工活，后来逐步变成晚上八点才开始做一天的加工活。2003年因不抄写诽谤大法的材料，犯人江春喜罚我的站，嘴里还不干不净的从早骂到晚。当天晚上恶警陈瑞红把江春喜叫到走廊嘀咕了几句话后，江春喜進来就说“今天不写就不准睡觉，也不准干加工活，”结果，第二天，第三天的加工活慢慢往上加。到收加工活的时候，我没有可交的。犯人卫中燕大发脾气，马上所有的犯人全部起哄，什么“光吃饭，不干活，国家不养闲人”等骂成一片。这就是恶警郭燕培养的犯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以此种手段对大法弟子施加巨大的精神压力。

恶警们见江春喜一个人没能改变我，又增加了犯人王慧敏，加上四名犹大，它们对我的迫害程度一天比一天加重。再加上另外空间邪恶对我身体不断加重迫害。下队两天我的头发开始不停往下掉，也变白了，手指尖，脚趾尖象针扎一样的痛，整个身体象铁皮包住一样的难受，洗脸，洗衣服时没有一点力气。由于一时正念不足困惑了，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写了不该写的“保证书”，给自己的修炼抹了黑。等自己明白过来时已经过去一个月，我写了坚修大法的严正声明。

恶党人员一贯爱搞株连的迫害方式，掩盖其虚伪面目。2003年到2004年，恶警郭燕明明想要增加所有犯人的工作量，用的却是“大法弟子不配合管理”这条理由，说什么，你们太快活了，就让你们多干活。一次我不配合做体操和洗脑，经她煽动一句，马上就招来起哄和谩骂。尽管这样，我还是不配合，后来就专罚我一个人了。

邪党再伪善，作恶的手段终究还是露出了来。不让睡觉是经常的事。恶警郭燕只要来监室转一下就是一个坏主意。2004年6月有一天，郭燕進来假装关心的样子：“你睡觉，别人午休你也休息吧”，我一时被她的假相迷住了，心里还有点感激，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就遭到犯人王慧敏的恶毒折磨和谩骂，做加工活到晚上两点。恶警与犯人就这样互相配合迫害大法弟子。象这类事情经常发生，每个月至少有十五天挨骂。

2004年恶警对我的迫害更加疯狂和凶狠。7月份的一天，晚饭后本是大家休息的时间，大部份穿自己的短袖衫，我也是穿了一件自带的衣服坐在椅子上，恶警陈瑞红巡监来了，没有向她起立问好，她就借此大发魔性，吼着要我站起来，我不搭理，她马上以我没穿牢服为由，叫来七、八个大个子犯人强行脱掉我的衣服。象这样强行脱我衣服的事，恶警杨思思、张姓恶警也干过。

监狱用来劳役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种类繁多，如，除必须完成数额巨大的基本的奴工工作量外，谁没做体操就被罚打中国结，上午打一百个，下午打一百个；不走队列罚打两百个；進办公室不喊报告罚打两百个；一个恶警進监室时不起立罚一百个，两个恶警一起来不起立罚打两百个等等。有一段时间，大概是7、8月份，我一天的加工量增加到一千二百个中国节。几天加起来要用编织袋装。第二天上午还不许干，被强迫洗脑，由其他犯人读，下午两点才开始做加工活，面对这么多加工活，只有连续的通宵不睡觉，有时是站着，有时是坐着，哪怕是高温的夏天，也不让我有喘息的时候，经常疲劳到拿着劳动工具不知道怎么运作，眼睛睁不开，有时站着就睡着了，这时犯人张青就从背后拉我、推我或踢我。一次在一个大厅里我被罚连续站了九天九夜。

监控我的犯人包括彭庆华、郑玉玲、张青，还有其它的，四个犯人日夜轮流转。我的脚肿得不能穿鞋，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有的恶警为了想达到让我们配合她们的目地，只要能搞的活动都要一起行动，不给我们大法弟子任何人自由。2004年，一次我不愿意去超市（武汉中百超市也与恶党一起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因为去超市要挂囚犯牌子，一路上还要喊口号，超市一進门就可看到所谓“罪犯须知”的规定，这样的超市不是我该去的。当我说不去的时候，恶警陈瑞红，郭燕也不让包夹人去。恶警陈瑞红平时就总在我这里寻找借口扣我同屋人奖分，断她们的表扬，让这些犯人忌恨我，这次他们又不能去超市，在走廊里站队时，犯人张青就破口大骂，犯人郑玉玲将我打倒在地。我的头摔在地上那么响，起了很大一个包，警察竟假装没看见。

恶警强迫大法弟子每星期写一篇周记，大法弟子利用与警察谈话、写材料时向对方讲真相洪法、揭露邪恶的谎言。恶警一方面叫人随意写，另一方面以评讲为由，利用犹大和中毒深的犯人進行所谓揭批式的发言，歪曲大法弟子本意，恶毒攻击，如果本人站出来更正，马上就有“闹会场”，“扰乱秩序”的帽子扣下来，轻者罚做加工活，罚站，写检讨，重者关小号（她们叫“反省监”）。

大法弟子李荣在大厅里说了一句抵制诽谤大法的话，就被关了几天几夜的禁闭。大法弟子周平为制止犯人诽谤大法，几次被关小号，增加劳役加工活，不让睡觉。关進小号一次就是半个月，半个月没达到配合她们的目地就连续关。大法弟子南明仙就因为写周记揭露共产党的假恶斗的真实面目被关進小号，遭到高强度的折磨。有一次我在会场上站起来指责犹大在歪曲大法的法理，吹捧恶警的伪善，歌颂邪党是挽救法轮功学员之类的说法是邪悟行为。她们将我的劳动量翻了一翻，并不让睡觉，罚站。恶警郭燕嚣张的说：“去年二十四个法轮功我也对付了，你这几个算什么？共产党有的是办法”。

2004年底，恶警以我進办公室不喊报告罚过我加工活，也罚过站，还是没达到使我配合她们的目地，他们就唆使犯人加大力度限制我的一切自由。犯人张青说：“象这样越顽固的转化越快，对你不能太手软，这里的警察对你太好了，干脆一次搞定，不喊报告就不让上厕所。”犯人当时出这么恶毒的主意，我只是当说说而已，也没有否定，万万没想到，犯人的这一邪恶建议竟被恶警杨思思接受了，她们照办的时候，还让犯人来实施。

2004年底搞防艾滋病活动，被关押在监狱的人也要抽血化验。抽血之前，我找到恶警刘淑珍，告诉她我不抽血，我没有病。我这一行为是抬高了恶警，于是又就被邪恶钻了空子。他们先给所有的人抽血，不惊动我，等到全部抽完了，恶警刘淑珍带几个年轻的大个子强行拖我，抬我，脱我衣服，有的按手按脚的，在我手背上这里抽那里抽，完全是暴力行为。

挂囚犯牌子是监狱迫害大法的关键手段，我个人悟到，一旦挂上那个牌子就已经开始配合邪恶了。这两年几次的囚犯牌子都被我掰断了。我学的是正法，是天底下最正的，挂囚犯牌子不就承认自己是犯人了吗。大法弟子只有慈悲于人，从来不触犯人。即使我身在监狱，也是被邪党迫害来的。2005年4月份，恶警又逼着我挂牌子，以前已掰过多次，这次又做成新的。我不配合并给她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强行叫犯人将牌子挂在我身上，又掰了，她们又用透明胶沾上，我又掰了。恶警杨思思指使犯人张青将囚牌挂在我的背后，最后逼得我没办法，一头向墙上撞上去，所有的人都惊呆（注：作为大法修炼人是不应该采取这种自残行为的）。犯人张青见我没有伤着，又关我几天的禁闭，我还是不配合，结果这事不了了之。

一直到我快离开监狱，邪恶还不放过对我的迫害。临走前的一天上午，她们让我填两张表，我不知道叫什么表，只知道上面写着“监狱没有不准法轮功睡觉” ，“假释回家的，警察没收一分钱”之类，反正监狱做了什么，这张表上面就写没有做什么。刘淑珍见我不配合，找来三名犯人代我填，冒我的名字，强行拉着我的手按手印。当天下午，我就写了严正声明，将这两张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应该填的表格全部推翻。并写了一篇材料，揭露他们的肮脏行为，恶徒企图的借被他们酷刑折磨过的大法弟子反过来证明邪党恶警是清白的。我本人就是被他们迫害的典型，不但经常被罚不许睡觉，所有的迫害手段都遭受过了，现在居然要我做假证，真是又毒又卑鄙。在我的抗议下恶警不得不将这两张表格拿来让我撕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要改正什么，说不定她们早就拿去复印了呢，谁知道！

这是我在六年里遭受恶党迫害的过程，目地是揭露恶党政府的沙洋劳教所、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对我和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