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和长期效应

先说说我做的这件事当时的效果。当时因为我被马上拉出去了，所以只有录像的记者把我的声音录進去了，一两个记者拍到了我的背影。当天有几个德国电视台放了有我的声音的录像，提到了这件事情。在江鬼呆在德国总理府的几个小时里，我也必须呆在总理府的安全部门里，德国保安人员对我都很友好，好几个人还特地笑眯眯的跑过来看我。一个警察还私下里说佩服我的勇气。这件事情以后，本来我所在的记者协会担心德国政府方面会给他们提抗议，但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行动。一个记者也在事后特地到法轮功抗议的地方找到我，说我真正的履行了一个记者的责任，就是把真实的信息传达给别人。

当时，我从这些反应看，觉的自己做对了。但这件事情的后果不是一时的。两年后，当另外一名大纪元记者要到政府部门里采访中共头目出访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德国政府不能保证她不向中共头目喊话，后来一位德国政治家给她作担保，她才進去。

这件事情说明，最少在德国政府的眼里，他们对大纪元的文章的可信度是否要打折扣呢？如果是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办大纪元呢？只办明慧网不就可以了吗？

2002年江鬼访问德国后，我们起诉德国警察在中共压力下对進行抗议的法轮功学员歧视。在案子進行过程中，有一次我因为别的事情在柏林呆了两天，正好碰上学员去见律师，我跟着去了。正好当天学员给了律师一些关于江鬼去冰岛时中共给冰岛政府的一些诬蔑法轮功的文件，用以说明江鬼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系统性的。律师浏览了一遍有好几页纸的文件，然后指着其中一条说：“这里写着，‘在柏林，一名法轮功学员佯装记者進入总理府，对江喊话。’如果你们总是这样做的话，当然他们要担心了。”我立刻说，我就是那个记者，并出示了我的记者证。律师明白了中共又在说谎。但这件事情也让我看到，中共利用这件事情能够很容易欺骗不知情的人，而我不可能一个个的去解释。

我想，当时能够做的更好的地方是，我可以马上写声明，说明我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发给媒体，主动登门找媒体。但因为当时忙着追踪江鬼，发正念清除邪恶，其它城市的媒体工作还要做，结果柏林这一块就放下了。

综合的来看，我觉的当时有一些好的效应，但“后遗症”也有，而且更大。

抗议者的媒体效果和记者向同行讲真相的效果

再从媒体效果说，从当时的媒体反应看，记者们虽然因为这件事情报道了法轮功，但只是作为记者追新闻，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抗议事件，这件事情并没有触动到了他们的心。这以后，他们对法轮功报道的频率又和以前一样了。

在我这几年当记者的经验看，当别的记者看到我在做着一个记者做的事情后，他们会把我看成他们之中的一员，和我讨论中国的事情，思考我提供的信息。这样的影响是比作为一个抗议者和记者交谈，通常都要来的更深入一些。

举个例子，这次中共劳教所集中营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我通知了一些记者，一个新闻社的老板在和我通了几个邮件后，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学员在一次中国文化展的记者招待会上见了一面，之后我们谈了一两个小时，很广泛的谈了中国的现状，谈话中我们也自然的谈到我们修炼法轮功。他本身对共产党的本质有一定了解，表示相信这种事情中共干的出来，在记者招待会之后参观文化展的时候，他积极的向其它媒体的记者通报这个事情，但他同时还表示，证据太少（当时只有两个证人出来），他无法报道。

当天晚上我意外的收到他的邮件，他说他已经把这个消息放在了他的新闻社的一条报道柏林中国文化展开幕的消息中，我看了后发现，他还是有顾虑，怕自己新闻社的信誉因为这条消息的证据太少而受损，但他还是想办法在他认为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把这条消息发出去了。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只是在被动的报道重要新闻，而是想办法帮助这些“受难的法轮功学员”。

另一个例子是，我通过一个记者认识了一个月刊的主编，她约我作为记者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后来出现了盗取器官的消息，我向这位主编详尽的阐述了盗取器官的来龙去脉。当时离截稿只有几天了，她当天就回邮件，说这件事太重要了，问我能不能两天之内写一篇文章。后来文章几乎没有改动就登上去了。

我想，这两个人之所以登了关于集中营的文章，是因为他们的心被打动了，以后在对法轮功的报道上，他们的做法也许会和以前不一样。

其实记者能做一些作为抗议者的学员不容易做的事，比如深入的讲真相，在记者会上提问题，以同行的身份向其他记者深入讲中共的本来面目，通常了解中共的邪恶的人就能理解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当然同时就讲到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抗议者扮演的角色也是记者无法取代的。我觉的两者能够互相补充。如果一个记者时不时在抗议者（人权斗士）和记者身份之间换来换去，就不容易达到这样的效果。

个人修炼中的问题

当我现在回顾这几年的修炼，我发现，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执著，就是急功近利。记的有一个学员说，她回想前几年自己的心态，好象有一点“有今天没明天”的味道。今天能干的，能达到的效果，今天就做，不想明天，不做长远打算，还觉的这是正念。我觉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有这个执著。即使是现在，偶尔我还可以感觉到这个执著让我闹心。

四年前，我在向江喊话的时候就没有想很多以后的事，就觉的一定要让它听到法轮功学员的声音，因为当时很多学员被拦在了安全区外，江鬼在总理府中根本看不到法轮功学员。本身想法不错，但少了一分理智，没有想以后。

这个急功近利的问题还在一段时间内反映在我的学业上，觉的学业很费时间，而且还要好几年才能毕业，而现在有这么多的大法的事情要做，这么多的人要救，所以心思一度无法放在学业上。多亏通过学法及时调整，悟到师父说的，是学生就要学习好，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师父从来没说救人的事忙的时候，常人的工作和学习就可以不管，相反，师父一直强调要协调好工作、学习、大法的事情和社会生活中的事情的关系。我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把大法对弟子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自己的观念。我们证实的是法，而不是自己——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

在心态调整过来后，我在前年顺利的大学毕业了，我的身份问题、工作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全家搬到了柏林，我的客户也日益多起来，儿子上了幼儿园（在以前的城市不行），我也有了较多的时间，感觉路越走越宽。

如果没有喊话是否能有同样的媒体效果

这次在白宫大纪元记者向胡布喊话，在美国引起的媒体效应很大，也很正面。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媒体关注当时是好事，另一方面，不是不通过这样的形式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但当然不是像这样，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效果。

记的几年前，德国很多大法弟子，包括我，都希望德国媒体关注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当时我更多的是向外找，想怎么说的更好，每次活动如何联系媒体，如何打电话。

几个月前的一件事，让我从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一个德国最大的周报之一的专栏编辑找到我采访。谈了两个小时，他写出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都是引用了我的话，谈到了退党和法轮功，很正面。这好象是迫害以来，这样的大报第一次这么大篇幅报道我们。文章一出来，好几个学员都从常人朋友处听说了这篇文章，几个学员还祝贺我，觉的这是媒体工作的一个突破。我就在想，这个“突破”是怎么来的呢？我自己是一点都没想到会“突破”的。如果没有学员的共同努力，媒体的突破也是很难的。

我回顾几年的修炼过程，发现我一点一滴的修掉了很多执著，有时甚至是剜心透骨的难受，比如刚才提到的急功近利的心，还有在人之上的心、妒嫉心、不能被人说的心、保护自己的心、指责别人的心、显示心、对人和事物冷漠的心、喜欢听好话的心、怕心……我发现当我把这些心越来越多的去掉时，我就更能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写出的文章也不一样了，和别人讲真相的时候，更能明白别人的症结在何处。经常有人通过别人的介绍找到我，要了解法轮功和中国问题。那么那个专栏编辑找到我也就不是偶然的了。我想，有这样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正法的進程到了这一步，第二个原因是我自己的一些不正的因素改正过来了，我的言行也就越来越带着法赋予的力量。

从中我也懂的了，大法工作的效果不仅仅在于我们要去做，而且更反映着我们在修炼中的提高。

如果这次没有人在白宫喊话，我想，随着学员们的整体心性上的提高，我们也迟早会达到现在这样的媒体效果。而正法的進程也一定会达到师父所要的状态。佛法是无边的。

现在，这样的媒体效应出来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让有利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并通过深入讲真相，把可能会存在不良影响的地方都弥补上，把这件事情圆容好。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修的这部份还是得一步一步的走，不会因为外部的条件变化了而在对我们心性的要求上有任何放松。我的理解是，可能正因为外部环境宽松了，对我们心性的要求会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