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江××出于妒忌，为一己之私利，与恶党互相勾结，相互利用，在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修真、善、忍修炼者的打压、拘留、判刑、洗脑、罚款、株连。面对邪恶的打压，我与妻子贺秀玲在99年底走上上访之路，想把大法修炼利国利民告诉政府。上访无门遭抓捕拘留。最后走上了天安门，告诉世人恶党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实践也证明了恶党迫害法轮功彻底失败。

在上访中，我被恶党七次拘留、一次劳教、三次强制洗脑。2000年底，在北京海淀看守所，恶党把吸毒犯、偷盗犯、流氓犯等又教唆成打人犯，教唆犯人扒光我的衣服，在外面防风处把门关上，不让人看到，对我洗冷水澡一个多小时，冻的我浑身哆嗦。接下来坐土飞机，4、5个犯人把我两手伸直按在墙上，两脚似落非落，用膝盖顶着我的臀部，采取流氓手段，把饮用水瓶装满水，系在我的生殖器上左右摇摆。睡觉时3、4个犯人围在我身边不让睡觉，使我4天4夜没能合一眼。他们用报纸卷成纸捻，一打瞌睡就用纸捻捅我的鼻子、耳朵，难受的我两眼流泪，还不时的打耳光。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几天后我被调离牢房。在刑拘期间，恶警经常把我提出去电击，电的我脸部肿起老高，嘴唇流黄水；喷迷魂药，这对我修炼人根本不起作用。

因我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烟台渔业公司以党委书记毕务义，组织部长鞠传政，劳资处长栾石德，公安处政委李长海为首的洗脑专案组，组织30多人轮番洗脑，企图使我放弃修炼。

2001年4月，烟台芝罘区看守所对我施用暴力，手铐脚镣戴着，四肢伸直铐在床上，灌食时打开，4、5个犯人按着头，狱医强行灌食。

在王村劳教所，不许睡觉，精神摧残，把我迫害折磨成高血压。每天早晨5点起床操练，而后劳动做苦役，而苦役大多都是有损身体健康的物品。晚上洗脑到10点多钟。

在上访中被恶党非法绑架。第一关是绑架到驻京办，恶警搜身，无论身上带多少钱都被恶警洗劫一空，而后通知单位去领人。这些恶人趁此机会大吃大喝，回来后帐算在我们身上。我曾被渔业公司调配科长曲衍波罚款1,700元，公安政委罚款4,000元。

我妻子贺秀玲被绑架送到辽宁锦州关押3个多月，罚款3,000多元，5次拘留。2003年因做真相资料揭露迫害被烟台芝罘区公安610非法绑架，长期关押在芝罘区看守所受尽折磨。2004年3月11日，我妻子贺秀玲被迫害的奄奄一息，人还活着就被610伙同医院送进太平间，下身赤裸冷冻。贺秀玲被迫害致死。

2006年农历新年后，我与贺秀玲亲属去看望贺秀玲遗体，遭到610、看守所拒绝。

两会时，渔业公司治安科长李春业上门骚扰，名义上关心我，恶党哪有那么善心，其实是骚扰我。而后是公安处政委李长海打电话骚扰。

2006年4月6日晚，我出去回来，大约在7时左右，公安警察在我家门口蹲坑。

4月6日晚，我家的几个姊妹串门，被盯梢。4月8号左右公安国保再次骚扰我，使我在失去妻子的痛苦时，又处在邪恶的恐怖中，生活不得安宁。

惊闻中共在劳教所、监狱、集中营、医院等设施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使我对贺秀玲的遗体情况产生疑问。贺秀玲在2004年3月11日早7时30分被迫害致死，芝罘区公安610头目李文光打电话通知我，我在大约9点半左右赶到医院，而我却没有看到贺秀玲遗体。我到病房公安把我叫回来不让到病房。11时左右其亲人赶到，在太平间见到时看到她还没断气，法医鉴定虽然我们在现场，但解剖时并没有让我们看，只是说哪有毛病让我们进去看一眼，赶紧叫我们出来。

为了揭露恶党邪恶迫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使更多的世人认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本人呼吁国际调查机构为贺秀玲被迫害致死一事立案。在国际上曝光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只是冰山一角。呼吁大陆学员，为了不再遭受迫害，为了没有受到迫害的同修不受和我们同样的迫害，拿起笔来揭露迫害，使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尽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