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保卫科的刘科长（当时公安局派驻厂内的特务，当时叫“特派员”）阶级斗争观念很强，他一口认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是故意纵火。当地的公安局长也亲临厂内召开职工大会，统一认识，肯定是敌人放火，不准再有其它说法了。他并说：“这个人肯定有一系列破坏活动，只要找出哪个人有一系列破坏活动，那放火的就是他了”。

责令各车间、班组检举揭发，厂内一时乌烟瘴气，人心唯危，谁都怕招着自己。那个公安特务刘科长却在群众中有意造舆论说：这个人一定懂技术，因为很多生产事故和技术有关系；这个人一定有化学知识，他白天到楼上放下化学药品，到夜晚就能自动定时燃烧着火；这个人对车间的设备，路线一定很熟悉，不管白天、黑夜到车间都不被人注意。这些舆论的矛头好象都是针对我的，我已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

没隔多久，果然大祸从天降。党委书记通知我：“从今天起，你离职反省，交代重大问题。”把我弄到一间小屋里，不准进办公室，不准进车间。不准与任何人接触。

那个公安特务组织人员开会，带头对我进行所谓揭发批判，威逼我要我承认：众多安全事故都是我有意搞破坏。

在恶党动员的检举揭发过程中，有一条对我很有杀伤力。厂内有一个跳梁小丑，丁某，他为了在破案中能立大功，以求得到提拔重用，他凭空捏造了一个事实，检举我：“一天晚上，公安人员与党委研究案情分析时，我趴在党委办公室的窗棂上偷听。”这一条把我害死了，放火犯非我莫属。

正在紧锣密鼓，精心策划要致我于死地的那个公安特务刘科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心神不定，烦躁不安，汤水不进，虚热盗汗。当地医院治不了，送到北京，到北京不到三天就一命呜呼。据护送他去北京的医生说：“他一睡觉就做恶梦，梦见很多人找他说事。”我听到医生的描述，心里非常明白；那个杀人不见血的公安特务，不知害了多少条人命，那些冤魂冤鬼们，能不向他讨债吗？

紧接着，检举我“趴在窗棂上偷听案情”的丁某人的独生子，也掉进一个水坑里淹死了。

这两个恶人、坏人都及时的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

软禁我半年，开了那么多批判会，都没有找到我任何破坏活动。但那些恶人、坏人并不承认是冤枉了好人，也不向我赔礼道歉，反而以我工作有严重错误为名，给予我“开除团籍，撤销职务，降三级工资”的行政处份，调往外地。这个黑锅从1966年一直背到1979年才给平反。

我一直愤愤不平，老天为何不睁眼。直到1998年我喜得大法，才放下愤恨的心，由愤恨变为庆幸，庆幸自己脱离了恶党的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