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我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就象变了个人，原先不干的脏活抢着干，在工作中再也没有歇过病假，工作也大有起色，成了单位的骨干，日常生活中自己的一言一行按着大法做，得到了周围同事和家人的好评。

到了99年7.20，我的心情就象掉入了无端的迷中，当局为什么打压如此好的大法？

但我始终坚信师父在看护着我，学大法没错。单位让填表表示不炼了、交大法书之类的，我都拒绝。我过了这关，在单位里继续工作着，处处按大法的标准做，关心年轻人，不摆架子。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和我不熟，他们说电视上说法轮功如何如何，我告诉他们，我就是炼法轮功的，根本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随着日后的相处，他们也了解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很快和我融洽了。

作为一个教师，面对着一百多名高三学生，我从不避讳告诉每个人我是大法弟子，学生们也理解我，很佩服我，我带的班是全校最好的。后来我决心去北京证实法，但被丈夫开车追回。

到了2001年初，邪恶充满了每个角落，办公室门外宣传栏里贴着令人作呕的天安门自焚图片，每个学生都被迫买诬蔑大法的书……我无法再忍受了，上了去北京的车，在天安门广场上大声喊出了埋藏心底的呼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一警察把我推上一辆面包车，车上的便衣用脚踢我，把我按在车座上朝脸部踢，嘴破了，我还在喊着“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在天安门派出所，我向警察说，我来北京是想告诉所有的人，大法弟子是被冤枉的，法轮大法是让人做真、善、忍这样的人。我告诉他们自焚是假的。从他们的口气中流露出他们也清楚这一点。

后对地区警察，我也一直在和他们讲真相，有几位听明白了，还让我在那炼了一会儿功，他们在一边看着我静静的在那里打坐，一边小声的互相说着：“气功对身体肯定有好处。”有的也把腿往上一搬，没成功。在本市公安局里，我心平气和的跟警察讲真相，被关在看守所一晚零半天，便正念闯出，没给他们写任何保证，后来得知丈夫给他们送了礼。

《九评》刚出来时，本地区办了洗脑班，单位里的几个大法学员都被强制拉去，我去问领导为什么不保护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他说：“知道你们好，是上面的意思，我挡不住，无能为力。”我曾问有关人员，为什么没拉我去洗脑，负责洗脑的人说，他们不要我，我这样的去了也“转化”不了。因为他们每“转化”一个得奖，“转化”不了罚他们。

修炼近十年来，不知多少次，我手捧大法书泪流满面，多少次炼功时一串串泪水顺脸庞流下，我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越走越稳，越走越宽。我一定不负师父慈悲救度，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每个有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