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补充

鉴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二款明确要求，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要严格遵守该法和其它法律的规定；

也鉴于这次庭审过程中许多地方违背了法律和法律的原则，特补充如下：

1、第一公诉人指控刘芝荣所依的证据是违法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公诉人称，有证人指控刘芝荣去年夏天某日深夜23：30至24：00去洪泽湖路投递“九评”等资料。这种指控根本不符合事实，我作为家人可以证明，数年来刘芝荣每晚22：00以后从未外出过。并且从公诉人的描述里，任何一个稍有判断力的人都能看出逻辑上的矛盾和编造的痕迹。

第一公诉人称刘芝荣、欧允洁曾写过保证书，而刘芝荣和欧允洁却辩称从未写过任何保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明确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一公诉人对刘芝荣的指控证据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是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第二公诉人付秀珍不仅在调查取证过程中程序违法，而且其在诉讼中对欧允洁的指控所采用的证据是伪造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份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付秀珍在通知刘芝荣去取聘请律师告知书时，讯问了刘芝荣，当时我与刘俊也在现场。付说：“你快说吧，说了对你有好处。”刘俊问：“有什么好处？”付说：“等你讲了我再说。”付还说：“你女儿真好，什么都说了。”并指着本子上的字说：“你看看，我说的都是真的，欧允洁都说了，你们看我问：‘这都是谁的？’欧允洁答：‘都是我的’我又问：‘都是谁做的？’欧答：‘都是我做的’。”

付秀珍作为一名检察官，竟企图以引诱、欺骗的非法方法取得证据，公然违反法律，违背了检察官的职责和良知，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2）在我作为证人的证言中，付检察官讯问我时，问到有关材料的事，我据实回答说不知道。此后市南公安分局预审科李建中也约我去询问过相同的内容，我也据实回答说不知道。但在1月25日的庭审中，付秀珍在公诉书中却篡改了我的证言，说我证实刘芝荣、欧允洁来回拿材料。这完全是伪造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付秀珍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而且也违反了刑法的第399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判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作为国家的公诉机关，其职责本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追究那些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犯罪行为。付秀珍却凭借公诉的权力，引诱、欺骗当事人供述，故意篡改证人证言，伪造证据，意图对明知不具任何社会危害性、明知无罪的好人而使他受到追究，实是违背了一个公诉人的职责，也损害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应当追究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

作为辩护人，也作为被告人的家人，恳请法官维护法律、维护正义、维护良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辩护人欧允麟
2006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