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我去北京证法，刚到天安门，就被搜出横幅，随后就被恶警抓上车，送往延吉派出所，车里有二十多个大法弟子，我们不畏强暴，正念讲真相，解体控制恶警的乱法烂鬼，把恶警的嚣张气焰很快压了下去。恶人起初用铁链打同修，后来住手了，有的低着头静静的听同修讲真相。到了延吉派出所，我拒绝在他们的记录上签字。第二天，我厂派出所的人由县“六一零”带队，把我们抓回去。在火车上他们把我们的手用电缆线反捆着，被我们挣脱，我们心想人怎么能捆的住神呢。一有机会我们就向旅客讲真相，不少人听了连连点头。从他们的表情上看的出，大多数是同情我们的。

回到厂派出所，县“六一零”李卫国伙同该所李科，强行将我们抓上警车送到拘留所，在拘留所叫我填的一张表上，我写着：我是为证实大法，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去北京的，我没有罪，我不应该被抓、被关，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等等。在拘留所里，我早晚照常炼功，其余时间就背颂“论语”、经文等，坚持发正念，并向同室被关的年青女子讲真相，我出拘留所的那天，拘室里正好九个人，我先后教她们炼动作，还给她们讲做人的道理，她们都听進去了。有一个才十七岁女子，她说再不能与大法擦肩而过了，出去后要炼法轮功。

在拘留所期间，厂派出所多次逼我写不修炼的保证，我坚决扺制，没写一个字。还逼我交所谓的去北京的罚款，厂里被县“六一零”罚了三万元，厂领导被罚一千元。我们去北京的几个人每人要交数千元钱，若不交就要被转送看守所或劳教所。我当时想，我要早些出去，我有更多的大法工作要做，我们要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样我就交了钱，才算出了拘留所，我在那里被邪恶关了十七天。就交罚款这事，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内疚和自责。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应该承受罚款，那不是配合邪恶了吗？！说明我学法不够，被邪恶钻了空子。

经过学法、不断提高心性，从拘留所出来后，我的胆量也大多了，更加坚定了对大法、对师父的信心。邪恶对我去北京证法更是恨之入骨，单位、派出所比上京前对我的监视更严，指定专门的人跟踪。我和丈夫（同修）都不动心，共同配合做我们该做的事。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随时发正念，对他们的监视不惊不恐。我们把也注意处理好邻里关系，邻里环境也比较好。

邪恶因我不写“三书”，一直不放过我。二零零三年，本县“六一零”企图又与厂派出所配合迫害我，通知我们厂的三位同修進成都洗脑班，我们坚决否定，密集发正念，做好三件事，加上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最终彻底否定了邪恶势力的这一安排。二零零六年九月，我厂退休办通知我和丈夫去一下，说是谈谈心什么的，我和丈夫都认为这正好是讲真相的机会。在去退休办的路上，我们一直不停的发正念。到那里后，办公室的人问我们，是否给某某地区打过电话，说公安拿着我们的照片找到厂里想对证看人等等。我们当场全盘否定，并借此机会给在座的几个退休办人员讲真相。又是师父的呵护，大法的威力，加上我们的正念，解体了邪恶因素，他们说，没什么，只是问问。就这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向内找，回忆起在与另外的同修交流中，安全修口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若不是师父呵护，后果也是严重的。

回忆邪恶迫害大法七年多以来，我走的道路是坎坷的，但是有师父的呵护，总算是一关又一关的闯过来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一定加紧做好三件事，充份利用常人的“家乡会”（几乎每月一次），“同学会”（一季度一次），广泛深入的讲真相，传九评，救度更多众生，做到“越最后越精進”，跟随师父圆满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