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全国各地站长、辅导员和大批学员被抓捕，单位遂对我实行监视，不让工作。

1999年7月20日，我去抚顺市政府上访，想说明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真相，并要求释放被无辜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但是，我们被抚顺地区武装警察部队层层封锁拦截，并把我们抓捕绑架后拖上警车，拉到一所不知地名的房子里关押，开始审问；审问到晚上12点多钟时，被我所居住的望花区“610办公室”书记王如兰接回。随后，当地派出所，公社书记王辉、等几个人又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和录像带、录音带和师父法像。

1999年7月22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说有一名辽宁省抚顺市矿工，因为学炼法轮功不吃药而死，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觉得有假，是造谣诬蔑法轮功，就决定去核实真实情况，事实证明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就因此事，抚顺市刑警队政保科科长孟伟和演武派出所又到我家把我抓走，关押、审问了一天。

1999年9月，我到北京上访。在北京戒台寺被非法抓捕。关押在门头沟拘留所一天一夜后，被辽宁省抚顺市政法委望花区610办公室书记王如兰（明慧网多次报道过该恶人的具体情况）、邹局长、政保科孟伟等人劫持回抚顺市。

在被押回抚顺的路上，一名孟姓警察酗酒后，开始撒酒疯，一拳打在我的耳朵后面，打成骨折，疼痛难忍。打完之后，又抢走了我的全部物品，之后就把我连同另外七人送进抚顺市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因为我不放弃对“真、善、忍”信仰，抚顺看守所的警察指使抢劫犯郑敏打我，猛踢我的脸，逼迫我放弃信仰。

看守所的监室里，我们一共住了四十多人，都拥挤在只有二十平方米（包括卫生间）的监室里，每顿饭只给我们每个人一小块发霉的窝头，监室里的空气是臭气熏人，每天经常受到看守所里面，刑事犯的无故毒打，真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我被关押了一个月后，警察又把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押到抚顺市望花区政保科，我婆婆、姐姐和女儿等亲人都在那里盼我能快点回家。看到我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样子，体重由一百二十多斤到剩六十多斤，走路都很困难，全家人痛苦万分，我十三岁的女儿看到我这个惨痛样子后，扑到我身上痛哭不止，婆婆、丈夫、姐姐、弟弟等人也泪如雨下，警察却强制的给我戴上手铐。我女儿和婆婆拉着我的手痛哭，警察却狠狠的把我女儿和婆婆推到一边，把我拖上了警车，我从警车的车窗，看到我那年幼的女儿和年迈的婆婆气喘吁吁的追着警车，孩子一边奔跑着一边喊着妈妈、妈妈……婆婆边跑边喊着我的名字，我在车上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中共实施的株连九族迫害到我的女儿，她所在的学校是抚顺市演武二十八中学校。由于受上级指示，老师经常找我女儿谈话，我女儿刚读初中一年级，在中共谎言的煽动下，学校里面一些不明法轮功真相的同学也对我女儿产生歧视，年幼的女儿感到孤立无援而被迫辍学，思想和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被非法教养一年，关押在抚顺教养院。在教养院里，我们法轮功学员每天被强制劳动。有一天，我因看大法书，被教养院的警察曾秋艳、姜永枫（明慧网刊登过此恶人）体罚和虐待，要我身体贴在墙上，头顶墙，一顶就是几个小时，被折磨迫害的真是晕头转向。我在被关押抚顺教养院期间，我的四哥因为惦念我、想念我而病情加重，在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三日临终的时候一直呼喊着我的名字，期望能见我一面，但却难以如愿。

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我们被送往外地，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进行关押迫害。在这里，他们对学员竭尽侮辱，实施种种精神摧残。刚到马三家教养院，警察指使刑事犯人、米秋兰、冯林、扒光我们的衣服强行搜身，教养院警察故意将我的头发剪得非常难看来取笑我，她们又找来一些邪悟的人围着我，逼我放弃修炼，放弃信仰。教养院警察方叶红又在我身边安排了一个包夹来监视我。

四月中旬，警察方叶红唆使犯人把我叫到卫生间逼我放弃修炼、放弃信仰，我不答应，方叶红就指使抚顺市吸毒犯人冯林对我大打出手，冯林打我的耳光，我的脸被打的红肿，用腿顶撞我的胸部，用胳膊肘和拳头打我的背部，我的前胸和后背被打成了黑紫色，当时呕吐不止、头晕目眩、痛苦不堪。她们还不让我睡觉，逼迫我看诬蔑法轮功的书籍，我不看，她们就大骂、又开始毒打，在马三家教养院里每天都是度日如年，非常艰难。

我们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做手工劳动，产品都是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品，如：鸡毛被染成几种颜色，让我们在很小的房间里抽打，鸡毛飞的满屋都是，很呛人的。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到晚上9点多钟才允许收工，每天只允许去两次卫生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九日，我刑满回家，本以为当地部门不会再骚扰我，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就到我家开始骚扰，并且监视我的行踪，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来一次，我的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好不容易回家，却又不得安宁，在他们监视之下过日子。

二零零二年三月份，中共召开人大会议，我再次进京上访，说明法轮功真相，我带着天安门自焚真相光盘和上访信，来到北京信访办，当我把光盘和上访信及身份证递进窗口时，他们没有询问我任何问题，就把我扣押，也没有给我任何说话的机会，就被辽宁省驻京办的人员绑架到北京方庄办事处4楼。他们收走了我的全部证件和财物。把我的手铐在床上，我开始给他们讲法轮功被冤枉、被污蔑、被镇压被迫害的真相。

第二天早晨，他们开始洗漱，我在他们不注意时，我迅速的逃离险境并离开北京。我本想回家，可邻居告诉我说：你的家被警察抄了，丈夫被绑架到派出所做人质，并且遭到毒打、审问，已经被关押了一天一夜。警察还胁持着我丈夫到我父母、哥哥、姐姐家进行非法搜查、抓捕我。

为了达到抓捕我的目地，政法委“六一零”在我家对面三楼租了一间楼房，派警察在那监视我是否回家，我在被迫无奈下，只能流离失所，由于我的身份证件被扣押，又找不到工作，只能靠要饭和法轮功学员的帮助维持生活，他们对我的抓捕力度非常大。

有一次我刚到家，警察就得到情报，来了2车警察到我家来抓捕我，幸亏我提前离开，才幸免遇害。

现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从表面已经转入到地下秘密进行，这样能使国际社会人权组织感觉中国人权方面在改善、在变好。

我无法和家人联系。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我家和亲属的电话全部被监控，我的丈夫由于受不了长期的分离和中共的恐吓和迫害，被迫提出和我离婚。

我的母亲由于对中共的所作所为非常了解（以前曾经在派出所工作过），顶着强大的迫害压力，为了我的事情不顾自己身患疾病的身体，而四处奔波，致使病情加重。中共的迫害使得我这个当女儿的，却不能在母亲病床前尽孝。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我的母亲离开人世。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法轮功被诬蔑、被迫害的事实真相，我于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抚顺市望花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两个便衣警察发现，他们把我前后围住强行收我的包，并打电话报警，想把我劫持绑架，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才快速走脱，脱离了被迫害危险。后来听人说：那两个便衣警察恶狠狠的对他们的同伙说：逮着那个女的一定要整死她。

在中国象我这样被迫害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被迫害很重或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中共流氓恶党对网络封锁和种种原因，大量的迫害真相被阻隔、封锁。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人权组织成立独立调查团到中国大陆进行独立调查，真正了解中共恶党在监狱、劳教所和集中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残暴行径。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正义之士能够和我们一道共同制止中共这场对信仰“真善忍”的人的残酷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