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七年来被迫害的经历。我希望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和国际人权组织来了解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给予制止。

1999年7月20日早5点，我地区公安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当地两名法轮功负责人，我听到消息后到派出所要求放人，警察说这不关我们的事，是上边通知让抓的，结果却等来了抚顺市公安局调来大批警察，我们和警察讲：我们修炼法轮功的是在做好人，对国家及政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警察不但不听我们讲，也不放人，还对我们大打出手，非法抓人，当时打伤很多法轮功学员。我被警察用警棍、拳头打伤头部。直感到头昏、恶心、衣服被撕破，站不起身，头部至今留有伤痕。

7月21日我翻山越岭逃出警察的追捕和堵截，历经磨难，来到北京信访办，为法轮功和平上访讲清真相。因为我不认为上北京是干扰任何人，这是一个合法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在北海公园附近，我被北京警察围住，他们问我是不是学法轮功的，我说是，他们就对我连抓带打被关到公园门里面。当时里面有好几百外地法轮功学员，我们被警察持枪围住，当时北京气温高达40度。把我们几百名法轮功学员曝晒，不许说话、不许喝水、上厕所，到晚上我趁警察不注意时逃离险境。

1999年10月20日我再次到北京上访，讲清法轮功真相，在北京大学附近被警察绑架，打倒后，把我两只胳膊用力向后掰，猛踹我的后背，拿我裤腰带把我两只胳膊绑起来，一脚踹进警车，警察又对我进行拳打脚踢，使我疼痛难忍，无法站起，我的胳膊已被勒成黑紫色并失去知觉。当时车里还有几个外地学员，其中有一个外地学员从我背后把裤腰带解开，他们都被警察打得非常严重，有的被打的头破血流，有的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

我们被拉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下车后，顺着斜坡阶梯一直下走30米深，里面非常庞大，好象过去的防空洞，里面一间一间的屋子，能装满上千人的法轮功学员，我被警察关进一个小黑屋里，警察强行扒光衣服非法搜身，抢走人民币1000元及身份证，然后警察用电棍、军警带对着我的脸及头部不断的进行施暴，并说：“在这里打死你也没人知道”，还说：“我再让你上北京来”，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以后你见到警察要知道害怕”。我说：警察打好人肯定是不对的。当时我心里无法形容我身体上的剧痛和恐惧感，更没想到北京警察这么没有人性的邪恶。

早上我被押送驻京办，被抚顺来的警察一顿暴打，当天晚上被清原县公安局政保科徐金荣、刘书理押回县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给刑事拘留15天，并罚款人民币1500元、押金2000元、共合计人民币3500元，工作单位矿610主任于造起、耿会文给予开除矿籍处罚，然后押送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继续迫害。

警察刘某对我严刑逼供，问我谁通知你上北京去的？与北京什么人联系？我说没人通知我，他们就用警棍对我进行暴打，脚踹小腹，然后把我送进监室，管教艾刚唆使刑事犯人叫马新等几个人用皮鞋跟猛打我的脸及全身，然后强行扒光衣服，用冷水长时间浇身，使我全身伤痛更加剧痛难忍，北方11月份天气非常寒冷，水几乎结冰。他们还让我蹲马步进行体罚，不让睡觉、上厕所，不准讲话，每天要长时间一个姿势趴着，只要一动和打鼾声，刑事犯就对我大打出手，致使我整夜不能正常入睡。他们还让我睡在卫生间旁边，两边各有2名刑事犯人看着，使我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期满15天后我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和政法委610主任耿风文、厂长张书平等接回我矿，继续在单位办洗脑班对我进行迫害，每天逼迫我看诋毁大法的书，还要强迫写保证书，放弃法轮功信仰。

2000年12月16日，我再次进京上访证实大法，讲清真相，27日我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喊出我压在心底已久的呼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当场被一群警察和便衣用警棍猛击我的头部及全身，身体被打得遍体鳞伤，极其痛苦，当时警棍都被打成两截，后被一群警察连踢带打踹上警车，在警车上警察把窗帘拉上对我又一阵暴打。

我被押送到前门派出所的大铁笼子里，然后又被押送到海淀区看守所。下车后看守所警察对我强行扒光衣服，进行非法搜身，搜出法轮大法好条幅和法轮章，人民币500元，然后对我进行提审，让我打出横幅给我拍照，取证，问我是哪个省，姓名和住址及单位，我拒绝回答，他们就恐吓我：“你看过给手指头钉竹签吗？你十个手指能挺过几次。”我说：“我来到北京就是来讲法轮功真相的”，他们对我强行按手印，进行签字画押，然后警察把我押送到监室，警察唆使刑事犯人对我又进行施暴，长时间浇冷水，然后让我躺在水泥地上由3—4个人看着我，不让我睡觉、上厕所、说话等，如有不服从就会被刑事犯人暴力殴打，共4天。

清原县国保大队警察徐景荣、王殿元和朱××认出我后，把我押送驻京办，那里有我县公安局长李永志，还有六个警察和北京一名新华社记者，记者拿着录像机对我进行采访，记者问我你来北京几次？我说算这次三次，他又问我你这次为什么要到北京来？610政法委及当地保卫科王殿元、方××对我不断进行跟踪、骚扰让我签字，我拒不签字，他们不断对我的亲人进行骚扰施压，亲人们在邪恶的压力下代我签了字。他们就要对我进行非法绑架，我在被迫无奈之下，才再次到北京讲清法轮功真相，记者又问我：北京天安门这么神圣的地方是母亲心脏，你们都跑来，她能受得了吗？我说既然是母亲，我们作为儿女向母亲说说心里的委屈这有什么不可以？我师父教导我们以“真善忍”做好人，做一个社会中更好的人这有什么错？不是好人越多越好么？如果政府做的绝对的对，为什么不能和平和我们对话呢？非要抓、要打、要迫害吗？记者听后非常生气，对我说我又不是江泽民、六四大学生层次高不高，不也照样血流成河吗？我问他你作为一名记者，你为什么不把天安门警察及便衣对法轮功学员连抓带打、带抢，每天近几千人，你作为一名记者为什么不把这些好人被抓、被打的真实事件报导出来？你不感到心痛吗？如果这些人里有你的亲朋好友，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吗？所以你不配当记者。他气急败坏对警察说这个人欠打，让他乱讲话。

我当晚被县国保大队警察徐景荣等押回到县公安局。县公安局警察提审我，问谁通知去北京，我说没人通知。最后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拘留27天。在拘留所里警察艾刚对我进行体罚，蹲马步，每天要一个姿势长期趴着，不许随便上厕所，要拖地板、刷厕所，如不服从会被刑事犯人随时暴力殴打，27天后被教养三年。

2001年1月23日被押送抚顺教养院严管大队继续迫害，每天强迫坐板、背监视、不许说话、上厕所。下到大队后，恶警吴伟、江永风、关振和强迫让我们看诋毁法轮功的“自焚”录像及电影，并强迫我们写“三书”，强迫我写污蔑师父、污蔑大法，放弃修炼的材料。为了达到95%的转化率他们强迫我们写“保证书”，如不转化就威胁、恐吓我。10月份的一天，警察关振和让我到医院去护理绝食的法轮功学员。我正好看到已经绝食十多天的法轮功学员赵云山，为了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几个警察用电棍猛击他的头部，已经被折磨的生命垂危，真是惨不忍睹，这就是中国劳教所的所谓的“春风化雨”。2001年12月27日我被提前释放。在此期间我已被单位停发工资两年多，后通过对矿610和矿劳服、保卫科等讲清我们因学法轮功信仰而遭到的一切迫害真相后他们才同意每月给生活费最低标准130元人民币。

2002年3月，我矿政法委、610、派出所警察只是对我怀疑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就对我不断的跟踪、骚扰迫害。27日晚11点30分，我们当地派出所所长梁大明、警察单学超等三人拿着相机闯入我家中对我进行抄家绑架，当时我和十岁的女儿正在睡觉，他们不让我穿衣服，只让我穿着短裤，光着脚。目的是怕我跑，我被警察拽着头发扭着胳膊，对我进行绑架，女儿被惊吓得哇哇大哭，一直喊着爸爸、爸爸，我用尽全身力气挣脱跑掉，警察追捕过程中，我不幸摔倒，腿被划破（至今留下伤痕），被抄走物品（大法书、真相资料还有所有被迫害的证据、拘留票两份、教养票一份、各种罚款收据等）全部被收走。

几天后听说警察到父母家中抓捕我，我70岁的父亲当时被吓得昏倒在地，经医院抢救，被诊断为脑血栓。孩子由我多病的母亲和瘫痪在床的父亲来抚养（母亲有严重的糖尿病），母亲在长期恐怖的精神刺激下身体造成多种疾病，最严重的是糖尿病导致小腿萎缩，孩子也面临着失学，生活非常艰难。

在我被迫流离失所期间无法照顾病重的父母亲及孩子。父亲由于长期的恐惧和惊吓使病情加重，于2005年6月去世。临终前我都没有见到我父亲最后一面。

我被迫过着居无定所的流离生活，至今已近五个年头。因无身份证明，租房、打工都被中共恶党限制。即使租到房子，也面临着随时被查的危险。每日都在为一日三餐奔波、劳累，加之恶警不断的搜查我的下落，致使我精神压力达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

2002年我被抚顺公安一处、国安特务及县公安局到处追查我的下落，被列为内部通缉，公安一处及县公安局，得知我在新宾县一所敬老院参与制作大法真相资料，被抚顺公安及新宾当地派出所进行抓捕，被抓走的学员有刘霞（被判刑7年）徐宝霞、徐宝玉（被判刑4年半）隋立英（教养3年在马三家）刘桂英（判刑7年保外就医）。当时我被8个警察堵在屋里，趁洗漱之机逃离险境。

2003年，邪恶公安一处及县公安得知我在吉林省梅河口市铁北小区一处楼房，拿着我的照片到我住处进行抓捕，因为我当时在市场买菜，屋内有两名当地法轮功学员石××（男）、周××（女）为逃避警察抓捕从三楼跳下，石某被摔腰和腿粉碎性骨折，（现被判刑8年明慧有报导）。

2005年9月，我和法轮功学员李凤珍在一家工厂打工，由于法轮功学员代守同被抚顺公安一处抓捕绑架（明慧有报导），代守同没有承受住公安一处的酷刑折磨和迫害，把我所在的工厂住处说了出来，抚顺公安一处，便用各种形式对我们进行抓捕，从此我再也没有安身之处。

2006年中共邪党追捕迫害法轮功从表面转入地下秘密进行，加大力度通缉所有流离在外的大法弟子，事实证明国安、公安派出所、社区等组织的大量人员正在联合通缉、追捕我，目前我仍在他们的追捕中，在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下，目前我非常惦念家中的母亲和孩子。我现在已无法回到中国，如果我回去随时都面临着被绑架、被迫害送进监狱被各种酷刑折磨，甚至被送进类似沈阳苏家屯地下集中营，活体摘除器官，或失去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