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于玉梅对那些所谓的“执法者”的控诉。

申 诉 书

申诉人姓名：于玉梅；
性别：女；
年龄：五十二岁；
籍贯：山东；
现住址：哈市南岗区大成街新吉小区F209；
判刑法院：南岗区法院；
被非法所判刑期：五年（2002年4月22日至今）；

申诉事由：因修炼法轮大法无辜被抓、判、关押、迫害；

申诉要求：伸张正义、严惩执法犯法者、无条件释放我！

内容：九五年，我因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痊愈，再不受病痛之苦，由此家庭和睦，全家幸福、快乐！然而，九九年打压开始后，我按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上访两次均被非法抓捕，并关押在哈市第二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在南岗区华山小区市场无辜被抓。当时我正在购物，一辆警车驶入市场，警察将我撕扯上警车，并且口中大喊“抓拐卖人口的！”在车上他们对我拳打脚踢、人格侮辱（男警察搜身，被斥责才罢手）。我问他们为什么诋毁我的名誉，他们说市场人太多，不能喊抓炼法轮功的，又说：“你没拐卖人口，还没炼法轮功？”当时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没有任何人出示。后来，我被带到“航运看守所”时，身上八百多元现金、手机、BP机、衣物、首饰等物品在没有一人签字、出具手续的情况下被扣。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夜，警察在我本人不在现场的情况下，非法抄家，将不炼功的丈夫（脑血栓后遗症）、女儿（上大学）、女婿（在电子公司上班）一齐抓走。听警察讲，抓住一个能得五千元。他们还把我家里的存折、现金、家用电器、房证、金银首饰等物品全部抄走。两天后的一个半夜，来了几个人将我提出，把我踹趴在地，不由分说抓着我的手强行在几张单子上面按了手印，并把着我的手写上日期（二十二日）。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也许是二十七日）半夜将我们全家转押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在二看提审期间，我受尽折磨：每次打骂声不绝于耳，侮辱、折磨、凉水泼、手铐铐、用脚踹、在寒冷的天气里扒光衣服在铁椅子上吊两天一夜，使我几次昏过去，其中一次被送进公安医院。在这期间我血压高达二百二十，心脏特别不正常（看守所、医院有记载）。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我被非法判刑后，关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九监区受到非人折磨。平日受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诈骗犯、卖淫犯的看管监视，（狱内称之为“五人联保”，四个犯人看着一个大法弟子），连上厕所都在犯人的监视之下。大法弟子没有写信、接信、接见、购物、与同修说话的权利，要想接见家属，必须说自己是犯人，稍有反抗，轻则辱骂、重则被打，有的不堪折磨割腕自杀（如九监区付丽华）。监区警察素质低下、整天污言秽语。同时，干警以“加分减刑”利诱、怂恿刑事犯人们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

二零零三年三月，警察强迫大法弟子下车间与犯人一起干活。因为大家不听从，被扒去棉衣，穿单衣在室外寒风中全体罚站，在此期间我血压升高，无人问津。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日被无辜押进小号，（警察张春华、刑事犯大侯子侯桂芹）罪名是“唱朝鲜歌曲”，其实并无此事，是大队长和干警们想杀一儆百，迫使大家屈服、出工劳动。在关小号期间，被迫戴地环、背铐日夜不给开，严重时昏迷。大队长颜玉华、张春华用脚踢我，说：“你今天就是死了也没人知道，拖出去扔大墙外头，自然死亡，谁也不负责任，死个人就跟死条狗一样”。恶警王亚丽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骂声不绝。

二零零四年初以查卡号为名将被非法关押在九监区的全体大法弟子的钱卡强行骗走长达七、八个月，使我们连买咸菜、酱的钱都没有。在只开两顿饭的周六、周日，大法弟子们根本吃不饱，几人饿昏在车间（占杰、邓建梅都曾昏倒）。

二零零四年初，因骗大法弟子进“转化班”未遂，大队长颜玉华、张秀丽、贾文君调用刑事犯打手强行绑架大法弟子，并命令犯人大打出手，发生流血事件，多数大法弟子被强行抬上二楼。期间，将我撕扯昏倒。

二零零五年，强行给大法弟子抽血，我被警察张秀丽、贾文君骗回监舍，几个人拽着我的头发拖进办公室，脚踩着头、肚子强行抽血，犯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我在床上几乎昏迷。

二零零五年六月，在九监区由于长时间上不了厕所被憋昏过去，血压升高，第二天警察杨国玲找来狱医给我量血压。因为监区私设的规定：厕所里只要有一个大法弟子就不能允许另一个大法弟子进，如大组犯人都在家就全体出动站一排，监视大法弟子，怕互相说话传消息。

二零零五年八月转入原八监区（现二监区），一人一屋，由一名犯人死看死守，像蹲小号一样，大队长张春华经常口不择言、满嘴污秽侮辱大法弟子。

二零零六年七月，警察将大法弟子的经文抢走，在撕扯中我倒地昏迷。

几年来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们遭受的迫害罄竹难书，由于经历太多的痛苦折磨，许多事情过去时间长了也很难记全。这里说出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此，我强烈要求严惩那些执法犯法者，并将我和更多同样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同修们无条件释放！

申诉人：大法弟子于玉梅
二零零六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