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窦金宝，于一九九七年四月得法。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我一直受到迫害。特别是，二零零三年六月，当地恶警非法将我送昌乐劳教所劳教三年。我在那里受到非常残酷的迫害。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恶黑窝。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干完活回家，镇政法干部张忠，把我叫到大队，关了我五天，说怕我去北京。还派两个村民看着我，每天让家里人给我送饭。直到逼我写了“保证书”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和同修到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被警察抓住，村书记去领我，回来逼我交了四千元钱。在北京时，我的身上带有五十元钱，被北京恶警霸去了。

回到贾悦派出所，恶警闵凡友审我，脱下皮鞋打我的头。审完又“练兵”，后脚担在凳子上，手用俯卧撑挺在地上，一趴下就用警棍打，直到我累的汗水往地上滴他才住。一天傍晚，恶警把我和一同修铐在电线杆上冻了一小时。又一天下午，恶警赵勇、王栋让我和四个同修站在墙根雪地里冻了三个小时。党委王玉灵还常去找茬打我几个耳光，恶警张忠还到我家敲诈勒索了五千元钱。他们让我在派出所给他们干零活。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恶警赵勇把我送到诸城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那里每顿饭吃的都是猪食狗食，还只能吃个半饱，干的却是繁重的扒胶活，常常受到犯人的毒打。这次我前后被非法拘禁了五个月。期满回家时又被勒索了一千三百元。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恶警赵勇又把我送进了繁荣宾馆“转化班”，由于对法理认识不深受到邪悟者的欺骗，半月后向家人敲诈了三百元钱才放我回家。二零零二年四月，由于村书记刘金荣的举报，恶警王在忠、闵凡友等到我家非法抄家，抢走了录音机和一批大法资料，又把我刑事拘留一个月。出来时恶警赵勇又勒索了我一百元钱。五月恶警又四处抓我要判我劳教，我被迫流离失所。半年后才回家。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派出所所长（不知名）、恶警王在忠把我骗到派出所后送诸城拘留所，第二天就把我送到了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昌乐”非法劳教三年。

在邪恶的劳教所里，我受到了他们的残酷对待。有四个邪悟的叛徒分两班轮流“转化”我，他们五天才让我睡一次觉。夜晚逼我蹲在地上，一打盹就拧我，我的大腿、胳膊都被他们拧成紫色的了。要么就用鞋底砸头，每天砸几十下，打了一个多月，我的头顶被打掉巴掌大的一块头皮，淌了六个月脓，成了秃顶。张华三（那时邪悟了，现已醒悟）邪恶的说：“我把你熬的出现幻视幻觉，叫你开天目”，“我让你尝尝生孩子开骨缝的滋味”。我蹲着，他就坐在我身上，直到我汗流浃背。张华三还用皮腰带抽我。夏天我穿的是单衣，他叫我趴地上，怕我出声被人听见，脱下他的臭袜子塞进我嘴里。张华三还编了一套顺口溜骂师父和大法，逼着我念。恶警刘安兴拿了一张师父照片叫我踩。王××、刘××（他俩那时也邪悟了，现已悔悟）两人一班，他们让我脱光衣服，光着脚，用皮带抽我臀、脚心，直到皮带断成三截，臀部抽出一道道血印。有十几次他们把我背绑着双手，坐在墙根下，俩人蹬我的脚把双腿劈成一百八十度，痛得我直叫。有时一反抗，王××就用毛巾勒我的脖子，直把我勒昏过去，醒来后再把我反背绑着双手继续折磨。一天晚上，王××让我躺在地上，往鼻子、口里灌凉水，洒了一地，又让我在地上打滚。王××抽烟呛我，逼我抽烟头。我从小闻到葱、韭菜、蒜、椒子就恶心，王××就专门逼我吃洋葱、蒜，不吃就拳打脚踢。当时我的脸、背、腿、手、脚都肿了，他们还邪说这都是练法轮功的毒气往外排。他们还常用一种刑罚“吃烟卷”，就是他攥住我手指，在指缝里插入一把牙刷来回转动，很快指头就肿了，后来出脓，也用这个办法来伤我的脚趾。他们逼我写所谓的“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要写十几遍才合格，直到犹大们挑不出一点毛病为止。

有一天，我在劳教所门口劳动，所长看见我头上的疤痕，问我，我说打的。第二天，劳教所派俩人到中队调查，队长刘安兴知道后，事先派叛徒姜玉、刘英选威胁我，说：“你如果想把这个中队搞乱就要严管你，你还想在这混不？你就说我这头上长了个疮，他们不知道，拍了我几下，我一点也不怨他们。”我因怕心而配合了他们。就这样恶警还把我送进学习班两个月，逼我写检讨，每晚九点半收工后再学习到十点半，扣除生产奖期每月三天。临走那天，劳教所通知家人去接，因手续繁琐，路不熟，没及时赶到，恶警又多关了我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