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九九年九月三十日被重庆江津公安一科绑架到拘留所，拘留十五天后又转到洗脑班继续迫害四十多天，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释放回家。在我去北京的路上，邪恶之徒非法抄了我家。

回家后，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去证实大法，又第二次到北京。在去天安门前门的路上被恶警拦劫到前门派出所，尽管环境很邪恶，但我坚持不说姓名与住址，与他们讲真相，写下“法轮大法好”，他们不得已把我转到崇文区看守所，叫劳教人员对我進行恐吓、威胁。

后其他同修说出我的地址，恶警就与当地公安局串通，将我绑架回江津琅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十几天后，将我非法判劳教一年。于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七日劫持到茅家山女子劳教所。我在劳教所一队炼功，被三次调牢房，被罚站十天，戴手铐睡觉三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一日，我被转入环境更邪恶的二队，每个同修由二至四名犯人包夹，洗漱、上厕所等都跟着，同修间不能说话，坐小凳不能闭眼，否则拳脚相加。

同修们悟到，我们是被非法关押的，环境邪恶更要证实大法，为反迫害，我们先后集体早上不唱歌，不背二十三条所规，不参加劳动，这样破除了邪恶安排。

邪恶变了招，把大法学员集中一起，放污蔑师父与大法的录象，大肆散布歪理邪说。同修们喊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令邪恶胆寒，恶警抽出几个身强力壮的大个子上前把喊“大法好”的同修按倒，用黄胶封嘴，头发抓住，用绳子捆上手脚，蹬在地上，到吃饭时才解开，每次我被解开后要呆好一阵才能站起来。

为進一步反迫害，大家悟到不应穿所服，不戴胸牌，应该炼功。这样整个二队象炸了锅一样，恶警慌了手脚，指使劳教人员毒打大法弟子，为避免声音传出，把窗户都关上，还把大法学员背铐，即一只手从肩上下来，另一只手从背后拉上铐上，这些酷刑在里面司空见惯。对不穿所服的同修，恶警把衣服扒光，只穿一条内裤，在众人面前羞辱。

邪恶把认为最坚定的大法弟子与其他隔离关押在顶楼最上层加大监控迫害。恶警们为破坏同修们的集体绝食，分楼层吃饭，有的被灌食插气管，非常痛苦难受。

恶警逼大法学员写诬蔑大法的认识，同修们拒绝配合，被强行罚站军姿，二十四小时由劳教人员监视，参与迫害的恶人有廖君、张春梅等，罚站时间从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十八日才停止。

有一次恶警杨某单独询问我对“自焚案”的认识和我为什么不打报告，我明确告诉她：我是被非法关押，不是劳教人员，所以不喊报告，“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于是恶警给我加期三个月。

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份，恶警把大法弟子从新整编到四队，在那里采取同样的邪恶的手段对同修们進行残酷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七日，我一从劳教所放出来就被六一零直接转到江津市三金办洗脑班迫害。恶警安了电喇叭，散布污蔑大法的言论，不许互相交谈、炼功等。我们全面抵制，讲真相证实法。

也有同修被加重迫害，况欣荣被骗出三金办洗脑班，在拘留所迫害十五天后还没回家就又被劫持到西山坪劳教所迫害；王大书也被恶警拉去拘留所迫害。

当时我从法理上悟到，要出去讲真相救度世人，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没过几天，六一零头目万凤华找我谈话，威胁我，我非常平静不动心。就在此被关半年，于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才释放回家。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我正吃饭，突然当地派出所及六一零人员闯入三男两女，其中有人把守过道口，以刘贞怀为首的恶人要我写保证书、骂师父等，我拒绝配合，又被强行劫持到重庆洗脑班迫害。

重庆洗脑班（重庆市井口镇先锋街地质仪表厂招待所二楼）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与外界隔离，全封闭式管理，二十四小时全方位监视，一人一室，另有两名监视人员，散布歪理邪说，散布造谣、栽赃大法的黑材料，每天做记录汇报，不同人不同时间找你谈话。残酷的精神折磨，以此达到动摇大法弟子的正信，达到他们转化为目的的。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回家不久，刘贞怀、刘光富、杨××又上门骚扰，以后多次受到恶警、六一零人员上门骚扰。刘贞怀更是经常打电话威胁骚扰。

到目前为止，我被非法抄家一次，被非法关押三次共五十四天，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被非法关洗脑班三次共三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