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么好的功法，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只因邪党江氏当权者怕自己权力受损，心眼小而不顾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一意孤行的取缔，利用着国家整个机器，所有的媒体工具诽谤、栽赃陷害“法轮功”。许多大法学员纷纷踏上了履行公民的合法权利──上访；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之下和平请愿。良知的使唤，身心受益的我与二位同修九九年十二月下旬怀着对政府的信任，从遥远的南方来到首都北京信访办上访，把实情告知：大法就是教我们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这么好的功法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乃至每一个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上访的合法程序竟成为了“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而被当地公安局守候在此的副局长李洪波劫持到北京驻岳阳办事处非法关押三天，由当地公安政保大队叶建明（各派出所教导员、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劫回当地后直接送到本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天，勒索罚款现金五千元。此外家人被迫负担到北京回来的费用开支一万元。

从此，我就没有了安宁的生活，县政法委、县“六一零”办、街道派出所、当地政府、单位的有关人员有事没事的经常到我家进行不断的骚扰，因为做好人我真的被逼得经常性的心神不安，担心受怕的。应该说人民警察站在我面前好象自己有一种安全感，可如今的他们在我面前我好象见到了暗鬼一样。

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那天，我正准备回娘家给母亲庆祝生日，华容县公安局政保科工作人员叶建明打电话到我家问我：你还在家，马上来公安局一趟。电话一停，叶建明坐车已停在了我家大门口，非法把我绑架到了县看守所强行关进了留置室（里面又脏又臭、臭气扑鼻）。除此之外什么日常用品都没有，在这非人所住的空间场里，我熬过了二个夜晚，第三天政保科大队长陈良华把我丈夫叫来，让他指责谩骂我打我，把我关进了审讯室；开始对我实行连续不许睡觉的审讯折磨，逼我把大法书交出；问我把书藏在什么地方了？我告诉他们大法书是何等的珍贵，它们不但不听，还气势汹汹地说：我有办法让你交出来。公安局恶警文德富劈头盖脸给我几耳光，当场口中鲜血直流。文德富当场就遭到了报应，像得了重感冒似的离开了审讯室。

轮番值班的恶警第四天开始对我严酷的逼供，拿电棍威逼，这位恶警对我很凶，当时我一时动了人心，把藏书的地方告诉了他。第五天恶警开始强制洗脑，逼迫我撕毁师父的像、写所谓的“认识”，我坚决不干。

三月八号这天，八名去北京上访的同修被本县公安局的恶警绑架，当场非法将我们十名大法学员捆绑至刑车上，并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进行游斗，对我们的身心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

这之后，华容县公安局副局长文如湘、政保大队长陈良华还从各个部门调动了七十多名工作人员对十名大法学员进行了连续十五个夜晚不让我们睡觉的逼供和洗脑，当地一名大法学员白莲英只因做“真、善、忍”的好人被逼得出现了一度的精神失常；还有一位白发老人陈国权被体罚八天八夜；还有一名弱不禁风的同修向玉英被不法人员逼供时打得一声声惨叫、脸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一名大法学员被皮鞭抽打的一声声像打鼓似的巨响；还有的被逼得放弃了做好人的权利，将家里的全部积蓄拿来作为赎金才放回家。

当时的我被六天五夜的逼供折磨得晕头转向，神志不清，在威逼的恐怖下，我不情愿的写了认识，才将我放进了监狱。刚进监狱胸部就急速开始剧痛，当时我悟到自己做错了，不该写所谓的“认识”，做好人不是犯罪。我就与功友张小平开始坚持背法、炼功，哪知值勤武警汇了报，公安“六一零”恶警文如湘将二对十五斤的脚镣手铐铐在我俩的身上，衣、食、住、行都不能自理；就这样铐了我俩五天五夜，手脚都肿起来了，一位好心的警察值班时才给我俩松了铐子。

就这样整整非法关押我两个多月后，不法人员给我开了一张情节轻微无罪释放书，当场将我手中的（监票）七百元钱收走说是应该交纳生活开支。然而，邪恶的恶警陈良华将我从县看守所直接送进了拘留所监督起来，当时是因为我家人拿不出五千元钱才不放我回家，它们要的就是钱，没有钱就关死你。它们所作所为其实都是违法的表现。

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我在那红色恐怖高压政策下，由当初被“释放”变成了因“扰乱社会秩序”被非法劳教二年。在送往株洲白马垅劳教所之前，拘留所教导员徐某将我存放在炊事员手中的钱擅自扣压五百三十元作为了生活费。邪党不法人员百般的刁难、骚扰，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让丈夫恨我、怨我、不再管我；同时使女儿失去了母爱与关照，一个安稳祥和的家庭被这场腥风血雨的迫害搞得一家人各奔东西，给年老而白发苍苍的父母及亲人们增添了不必要的忧愁和无法理解的怨恨。

在株洲白马垅劳教，我遭到不法人员用尽百般残酷折磨洗脑。劳教所更狡猾的手段是伪善欺骗，引诱大法学员不知不觉走向了大法的反面，使邪恶有了迫害大法学员的借口和市场；给大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我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后来我清醒了，我知道自己走了弯路，鼓足勇气又走到大法中来了。

二零零一年十月下旬，中共恶党操纵县政法委、“六一零”办、公安局、当地派出所、各单位及本人单位不明真相的负责人、左邻右舍、有事没事的到我家进行不断骚扰，采取株连九族的方式逼着丈夫暗管我的一切活动，叫他如实汇报，如不执行并受到降职、停薪留职的处分。就这样家人也被利用了。有一天外地有一位同修打来电话，当时我没在家，回来后就给功友打了过去，我们在劳教所里都是生活在一起的，在经济上困难之时我帮了她一点。回家后打电话说要给我寄钱来，叫我告诉她寄钱银行和地址，哪知我丈夫当天就告诉了公安局，政保科大队长陈良华、杨建龙等四名恶警气势汹汹冲进我家没有任何理由要将我带走，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可是我心里知道，不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从来是不讲理的，我不配合，他们就开始绑架，强行把我押上了警车。警车刚到公安局门口就平白无故的逼着单位快速送来生活费一千元，当时我对单位负责人说：这钱我不会认账，你们不要给。就这样没有任何理由可讲就由陈良华把我送到了荣家湾看守所非法关押五十天，几年没在家一起和家人欢聚一堂共度佳节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可恶的是他们还造谣诽谤说我们大法学员不要家，六亲不认。真是丧尽天良。而且我娘家哥哥得知情况后，来到公安政保大队询问我关在什么地方，它们满口不知道，还竟敢说我们不是兄妹关系。

二零零三年五月，“六一零”这一恐怖组织又对我们实施肆意抓捕、罚款、解雇、强制转化，对我们的人生进行全面的控制。不允许我外出打工、走亲访友，出门要向县“六一零”请假；我决不配合，就外出岳阳打工，它们就四处骚扰找我，并给丈夫单位的县粮食局的局长施加压力，使丈夫单位的领导要他必须将妻子找回。我打工处老板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同情我的遭遇，还说像这样的好人哪里找啊，现在的社会真黑暗。在丈夫的要求下就这样我只好回到家后给人带小孩挣点生活费。

谁知道“六一零”早已设下了陷阱将我往里钻，用金钱收买了道德品质低下、无恶不做、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的流氓地痞华容驻岳阳中转分路刘红文充当特务，在岳阳、华容、钱粮湖等一带打着要学炼“法轮功”的名义四处流窜，收集大法学员的一切讲真相、救度世人发放真相资料的来龙去脉，企图破坏资料点、绑架大法学员。我就因为把此人当成了真正要得法的有缘人，发自真心是为了别人的幸福，告诉他要多学法、炼功、修心性；他们就利用了大法学员的善良，利用了大法弟子救人心切的愿望；还说自己是如何做的（如：发放了多少真相光盘、在岳阳君山公路边挂过横幅等），用谎言取得了我的信任，随之向我要资料去讲真相。直到农历四月初八，我们七个同修被非法绑架到了县公安局才知其真面目。那天公安局副局长文如湘、陈良华、“六一零”办的高其豪、李某等恶党之徒带着二十多名不法人员擅自撞进我弟弟家中，将家来了个底朝天的大抄家，制造一系列的假相进行拍摄，上电视栽赃陷害，用莫须有的谎言进行宣传，欺骗着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在群众中制造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这事在本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此所有不明真相的亲朋好友、左右邻居与我疏远，甚至有的还躲避我。公安不法分子为了推脱迫害的罪名，说什么是我丈夫举报的；这就是共产邪党干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其实它们所做的一切是最怕曝光的。

“六一零”的这场阴谋又使三名大法学员非法劳教三年；我又被非法劳教二年，在株洲白马垅劳教所那个人间地狱里，我因坚持信仰，拒绝转化。恶警使用了各种迫害手段：伪善欺骗、强化洗脑、超负荷劳动、体罚、不让睡觉、旋空吊铐、灌食、反铐、不让大小便、不让家人接见、指使犯人对我拳打脚踢。多次残酷地遭受着迫害。

就是现在我虽然被当地“六一零”接回，还经常有不法人员来家骚扰，有一次“六一零”办高其豪、李某、政保科陈良华还跟踪至娘家，还有我单位（原肉食公司）的领导欧东生、谭伏秋及其他人也经常帮助恶人来骚扰我；监控了我家中的电话。我人身自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安排一些走向大法反面的原学员、恶人来骚扰；挑拨我与家人的关系……

就因为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矛盾向内找，向内修的修炼人，由于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我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折磨。这就是当今其党统治下的黑帮乱党、政匪一家的真实写照。宪法不是规定公民有信仰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有上访的权利吗？为什么这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呢？而如今做好人也被定之为犯法呢？说真话讲真相就要坐牢呢？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真的错了吗？善良的人们啊，请你们来听一听这发自内心的呐喊吧！用你们智慧的双眼分辨一下善恶与真假吧！良心复苏的人们啊，请你们赶快行动起来，大家共同制止、早日结束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