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修炼我多年的慢性胃炎、鼻炎、肩周炎等疾病一扫而光，从此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修炼后我努力学习，热心助人，年年拿奖学金，德育评满分，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由于坚持信仰“真善忍”，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中共的长期迫害，多次被非法判刑和劳教。

一、迫害前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得知中共政府在全国迫害法轮功，在大陆大规模抓捕大法弟子，就和邓晖等几个汕头大学的大法弟子一同到北京上访，申诉我们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结果信访局大门还没进，就被警察遣送回校。邓晖被拘留了十五天，我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汕头大学招待所，艺术学院领导老师及汕头市“六一零”恶警轮番对我进行恐吓和威胁，要我写下到北京上访的整个过程和认识，十天以后才释放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中旬，我得知中国政府将法轮功定性为“X教”后，我给珠海一个大法弟子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电话被监控，当天晚上接近零点时汕头市“六一零”恶警将我从学生宿舍带走，在汕头大学派出所连夜对我审讯逼供，审讯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恶警阴险地问：“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我一头雾水，“今天不就是去了一趟图书馆吗。”

恶警冷笑：“在信息这么发达的时代，你干了些什么你以为别人不知道，我们就是不告诉你，看你老不老实交代。”坐在我旁边艺术学院的党委书记赵晓爱在我耳边轻声的说：“电话，电话被监控了。” 恶警最后问我“你对中国政府定性法轮功为×教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我对政府的决定深感遗憾，“六一零”恶警见我不妥协马上以“有扰乱社会秩序的倾向”为罪名将我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把我非法关押在汕头市妇女收容所（里面关押都是些妓女），每天强迫我劳动十六小时，拘留期间，汕头市电视台等媒体用摄影机镜头强行对准我，第二天我就成为汕头市家喻户晓的“×教徒女大学生”，中共要想整谁，一夜之间就可以把你搞臭。

拘留释放后，因我不肯写保证书放弃修炼，汕头大学校长张湘伟迫于上头的压力找我谈话一个小时，问我选择法轮功还是学业，以开除学籍来威胁我放弃修炼，他见说服不了我，拍台拍桌，给我加压力。为了让更多的众生知道法轮大法的真相，戳穿中共的谎言，我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

二、广东韶关监狱──“脚镣生涯”暗无天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我和大法弟子邓晖（当时我大学四年级，邓晖上研究生一年级）为了大法再次到北京上访。一到北京就被北京警察抓捕，将我们关进广东驻京办事处，并通知学校派出所来人将我们遣送回校。在遣送途中我们成功地逃走。上访无门，我们就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着横幅“法轮佛法”，走了十几米远，警察看见后马上冲上前夺过横幅，并将我们送上警车，审讯后送往北京东城区看守所。

在东城看守所我们炼功学法，那些管教就指使仓里的牢头和在押人员对我们拳打脚踢，牢头用脚多次踢我的胸部，以至胸闷。有一次，我和同仓的几个大法弟子在仓里学法背经文，一个女管教进来不由分说先给了我一个耳光，然后拉我出来，一边拉一边打，把我推倒在地上，用穿着皮鞋的脚照我头部和身上乱踢，又拖进管教室，用脚踩住我的嘴，不让我出声， 她又拿个“猪头”企图将我窒息，此时管教室的电灯突然间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她吓得马上住了手，问我还炼不炼功，我说“炼”，最后给我戴上了手铐。

二零零零年元月十三日，北京东城区法院给我和邓晖非法判刑一年半，成为广东省首先在北京判刑的大学生。关押期间他们不通知我亲人，指定律师为我作有罪辩护，开庭时也没有通知我亲人。二零零零年三月底将我们送往北京罪犯遣送站。在那强迫我们长时间劳动，强迫我在狱警面前蹲下认罪，我不就范就让犯人强行将我压倒在地。我一炼功，狱警就让犯人用手掌宽的黑布条将我全身捆绑起来，用脚踩住我头发，不让我起来，我一动身，他们马上就对我拳打脚踢。

同年四月八日将我与邓晖送到广东省韶关监狱。在韶关监狱强迫我们长时间劳动，狱警强迫我在她们面前蹲下认罪服法，我不就范，她们就多次用电棍电我。有一次我早上起来在监仓里炼功，被看管我的牢头报告给专门做我思想“转化”工作的指导员罗晖。罗晖扬言要马上给我上手铐，她的话音刚落，此时天闪雷鸣，短短几分钟内大洪水涌进监仓，犯人们赶着抢险，她只好作罢。后来我又炼功又被牢头举报，罗晖马上就用手铐把我铐在厕所的铁窗上示众，几天几夜后，让我写认识，我就写了一份我修炼后身心受益的认识，罗晖马上给我上脚镣。十几斤重的脚镣带了将近三个月，每天戴着脚镣去工房回监仓，连洗澡、上厕所、睡觉都不解下来。那些犯人以为我是杀人犯，好奇的询问我。我回答说我只是因为修炼真善忍。罗晖、尹队长、陈队长这些女恶警怕更多的犯人知道法轮功的真相，不许犯人与我说话，否则犯人就被罚分不给减刑。从此开始对我进行长时间的洗脑迫害，严冬季节又把我送到武汉女子监狱，让那些“转化”了的法轮功学员做我“转化”工作，不写下“三书”不许睡觉，不许坐着，并要给我加刑。一年多来，在高压恐怖之下，我精神高度紧张，几乎都崩溃了，我承受不住这种长期的洗脑迫害，违心痛苦的“转化”。

三、三水省妇教所──“黑房子”度日如年

二零零一年二月，韶关监狱释放我回家，当地遂溪县“六一零”主任黄宁要我每天到他指定的派出所去报到。在家中我得知我妈（她原也是法轮功学员）每天被他们上门骚扰，长达半年之久，我被迫离家去了珠海，因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到处流离失所。同年四月十五日，我在珠海市吉大竹苑小区派发我和我姐陈劲手写的法轮功真相传单，被小区的保安发现后将我绑架到派出所，后又送往珠海第一看守所三十七仓，后又把我转到三十四仓。

在仓里我炼功，牢头报告给管教。专管法轮功的那个警察马上叫犯人抬了一个“十字架”刑具进来，把我手脚铐在“十字架”上（这种受刑称为“上飞机”），就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大小便都在“十字架”上，我绝食抗议，仓头就对我拳打脚踢，对我进行灌食，把“飞机”立起来，悬挂在空中长达半个小时之久，我痛不欲生。

“上飞机”上了一个多星期，我屁股出血了，管教怕出人命叫犯人把我解下来，给我洗了个澡后又把我铐上去，就这样“上飞机”长达二十多天。后来我又炼功又被管教“上飞机”上了一个多星期。几个月后，给我非法判劳教两年，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广东三水妇女劳动教养所，期间根本没通知我亲人。

在三水妇教所法轮功专管大队二大队，每天都有十几个人围着我做“转化”工作，叫两个人夹控我（就是去哪都有人跟着），有一次发现我传经文就不让我到厕所大小便，长达两个多月。二零零三年中共十六大后，在全国对法轮功进一步迫害，要求“转化”率达到百分百。三水妇教所把我送到广州槎头劳教所和花都劳教所做我“转化”工作，我不“转化”，又送回三水。

二零零三年二月，三水妇教所将我单独关押在教学楼的一间房间（门窗都封上报纸，称为“黑房子”），在“黑房子”里，孙大狞笑着指我为“×教徒”，叫几个吸毒劳教人员对我进行凌辱迫害，我不念贴在墙上的诬蔑法轮功的标语就不让我上厕所，大小便全拉在裤子里。既不让我站也不让我坐，强行蹲着，屁股下面就放着师父的照片，我不配合，警察就叫吸毒人员给我上手铐脚铐强行让我就范，直到将我衣服扒光，把师父的照片硬塞到我阴部，我无法想象他们如此的变态，如此的流氓。我的眼睛困了，一闭上，那些吸毒打手就用书打我眼睛和头部，或者用口水唾我的眼睛，七天七夜的折磨，我的腿动弹不了，昏死过一次。三水妇教所专管法轮功的所长唐广莉到“黑房子”看我说：“出去后，学校也不要你回去了。” 二零零三年四月期满后将我释放，学校不让我复学，给了我一张肄业证。

二零零三年九月，经朋友介绍我在深圳一家私立学校教书，因学校不提供住宿，在外租屋住，只因有杨小兰等大法弟子去找过我几次，同年十月中旬深圳“六一零”警察上出租屋将我绑架，当时我正在房间里洗澡，我不开门，他们十几个人就破门而入，将我捆绑起来，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用毛巾堵塞我的嘴，其中一人用他穿着皮鞋的脚用力踩我的脚，当时我的一个脚趾头就被踩断了。他们把我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翻不出什么，就把我绑架上了警车。深圳福田“六一零”有名警察，他自称是我师兄，他把我押到福田看守所，进所签名时，他故意将他的名字写得很草，好让我无法得知他的姓名。后将我非法拘留，拘留期间他们多次提审我，我不配合。我绝食，他们就对我灌食。那名自称是我师兄的“六一零”警察有一次提审我时，让我观看揭批法轮功录像，我不看，他马上把门关上，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的头被他踢得昏昏沉沉的，他打完我后恶狠狠的说“都是你害得我加班，上头说了打死你们这些人算自杀，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在中国，警察是可以无法无天的，视人命如草芥。

拘留我十五天后，深圳福田“六一零”以我不配合工作为由对我进行刑拘，后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又一次将我送到三水妇教所迫害。这次被关押他们也没有通知我亲人。

刚进劳教所很快就把我送进“攻坚队”的“黑房子”里迫害，我又一次遭受精神和肉体的种种折磨：每天六名警察和四名吸毒犯人轮流洗脑迫害。我一说“法轮大法好”，犯人们马上由夹控者变成打手，把我按倒在地，骑在我身上，在我耳边尖叫狂叫，轮流在我耳边大声叫喊诬蔑法轮功的话，我的耳朵被刺激的“嗡嗡”作响。有一次有个看管我的女警察把门窗关上，叫吸毒犯人用脚踢我，我大声喊叫“警察打人啦”她才叫人停止。

在“黑房子”里，每天只让我睡一、两个小时，甚至不给睡觉，大小便、吃饭、洗澡要蹲下申请，允许了方可。一个月后我没“转化”，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把对我洗脑的地方搬到空荡荡的教学大楼，教育科张科长和几个科长亲自夹控，犯人打手又增加两个，轮流对我洗脑迫害，所长唐广莉和谢素宏经常来“黑房子”威胁我，这样暗无天日、生不如死的日子长达将近三个月。

四、三水省法制教育所──人身攻击

二零零六年“五一”期间，因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我姐（她也是大法弟子）的音讯，我去了珠海找她，同时又想在珠海找份工作。没想到五月十日我从珠海人才市场出来，刚下公共汽车，几名便衣警察出示警察证说请我帮助调查一件事，我出于本能害怕想走脱，他们马上将我绑架到珠海香洲一家宾馆，在一间很像提审室的房间里马上对我进行询问笔录。一开始骗我说有人举报我，结果提问我时都是问我知不知道我姐去了哪里，说我姐夫去了美国不回来，找我姐姐和小孩又找不到。我说我正在找我姐呢，当然不知道她在哪里。他们问不出什么，马上翻我的包，发现包里有一个MP4和电子书，几个小时后他们把我挟持到珠海唐家保安培训基地招待所，让几个人看管我。两天后，骗我说通知我亲人来接我回湛江。结果来的不是亲人，而是遂溪“六一零”办主任黄宁及三个警察。警车把我送到湛江所谓的法制教育学校。他们没有通知我亲人，把我单独关押在一间房间里，二十四小时不给出门，我绝食抗议他们才通知亲人。法制学校校长付少群看见我发正念，就用鞋子打我的手。我绝食，所谓的法制学校校长付少群、副校长黄建军、恶警揭丽华、杨小宝（这不是他的真名，人称他“小宝”）及其几个保安打手对我进行恶性灌食，他们用长管子从鼻孔直插入胃部，那种滋味真是生不如死。我手上带着一块手表，法制学校怕我看时间整点发正念，校长付少群带着恶警揭丽华、杨小宝和几个保安打手气势汹汹的冲入房间搜我身，强盗式地将我的手表抢走扣压，中共真是活脱脱的流氓土匪出身。

海外很多大法弟子得知我受迫害的情况给湛江“六一零”之首陈军（据说是部队特工出身，党性很强）及湛江“六一零”警察打了很多次电话，陈军很害怕，一个多月后以我不“转化”为借口，送往三水省所谓的法制教育所继续迫害。

在三水，我绝食一个星期以抗议非法关押，三水法制所关押了我三个多月，每天专门找一个人看管我，看管我的助教（就是聘用来专门看管法轮功学员的人）叫夏新暖，她用尽一切阴险手段防止并制止我炼功，经常侮辱我的人格，有一次我在警察、助教面前揭穿她监控我的阴险手段，她恼羞成怒，冲到我面前用长指甲抓我。在法制所做我“转化”工作的有警察杨辉文、陈月琴、马俊等，她们几乎每天都上门羞辱我，对我洗脑。专职做我思想工作的，是一名刚从中国公安大学毕业培养专门做所谓的“转化”工作的年轻警察，他自称姓“靖国神社”的“靖”，企图用色欲来勾引我。每天从早到晚有警察、助教、专门做所谓的“转化”工作的人围着我洗脑，有时多达六、七个人七嘴八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诬蔑大法和攻击师父，威胁我不“转化”就送劳教所。在洗脑班关押我长达五个月之久，我不妥协，他们没办法，只好通知陈军将我接回湛江法制所，最后又要我父母到湛江法制所写担保书才把我释放。

我从洗脑班出来后，当地“六一零”主任黄宁以我不“转化”为借口继续扣压我身份证，并大言不惭对我家人说最好是家里人长期供养我，不用找工作了。在湛江，当地“六一零”警察长期监控我，我没“转化”随时都会拘捕我，现在中国大陆已有二千九百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有的大法弟子被活体摘除器官，我如果再次被他们抓捕，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我这七年来受中共迫害的血泪史见证中共什么豹狼魔鬼的凶残行为都做得出来的。写到这里，我想起我在三水妇教所认识的大法弟子杨小兰（她也被关过三水妇教所的“黑房子”，有大法弟子说她目前仍关在广州女子监狱），二零零三年九月我在深圳一家私立学校教书时，她有时到我的出租屋看我，记得她当时告诉过我她在三水妇教所经历的一件事：她被关进三水妇教所的“黑房子”之前，有两个警察背着枪来找她，阴险的问她“你选择跟共产党走还是跟李洪志走”，杨小兰回答“我跟师父走”，那两个警察马上要蒙上她的双眼将她带走，她不从，这时妇教所的警察觉得先送杨小兰进“黑房子”，看她在“黑房子”能否“转化”再视情况而定（因为进“黑房子”的几乎都“转化”了），所以那两个警察才没将她带走。杨小兰说她当时有点害怕，真不知那两个警察会将她带到哪儿去。是否是将她带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集中营呢？

从杨小兰告诉我她经历的这件事更可以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真实存在的，中共残害生命、灭绝人性、蔑视人权的暴行，人神共愤。

我呼吁世界所有正义的人，本着正义与人道主义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邪恶迫害，解体中共恶党，尽快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人间悲剧。

中国人啊，要清醒了，不要被恶党所迷惑了，你今天是人民，不知哪天又变成中共专政屠刀下的冤鬼了，赶快退出党团队吧，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