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在发言中说，律师高智晟被称为“中国律师的良心”，中国司法部曾将他列为二零零一年“中国十大杰出律师”之一。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但他自己因维护中国人权，尤其是给中国领导人的“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三封公开信被捕。

李迅引用二零零五年下半年高律师给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的话说，“在政府针对自己的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记录中，其最持久地震荡着我的灵魂的不道德行为纪录，即是‘610’人员及警察的、完全程式化的几无例外地针对我们女同胞女性生殖器攻击的下流行径！几乎是百分百的女同胞的女性生殖器、乳房及男性生殖器，在被迫害过程中都遭到了极其下流的攻击，……”李迅引用了高律师在信中提到的两个案例：

“一个叫王丽君的女大法弟子，曾经三次在小号里受刑，刑事犯用系上扣的绳子在她的下身阴部来回的使劲拉，整个阴部都肿起来，刑事犯在大队长的指使下，用拖把折断后带刺的一头往阴道里捅，导致大出血，后整个小腹和阴部都肿起来，像放了一个球一样，……”

“大法弟子刘海波就在这个魔窟里被扒光衣服跪着，警察用最长的电棍从肛门一直插进去电到他的五脏被当场电死，刘海波是大学毕业生。”

李迅说，以上只是法轮功修炼者在过去七年中在中国遭受的无数野蛮伤害的两个例子。大量如此野蛮的案例仍旧没有被报道出来。揭露这样的消息会构成“泄露国家机密”等重罪。

李迅说，卡尔加里居民刘文宇的妻子姚悦，是十四名被非法监禁在中国的加拿大居（公）民的亲属之一。二零零一年，姚悦因为从法轮功网站下载信息，并打印散发揭露迫害的传单而被判高达十二年的刑期。

李迅接着向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们简单介绍了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情况。他说，“同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形成对比的是，中共推崇的是暴力、欺骗和摧毁传统价值观和信仰。”

迫害开始后，中共使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百余种酷刑。

李迅说，二零零六年三月，酷刑问题报告员诺瓦克（Manfred Nowak）报告，他和他前任提交给中国政府要求解释的酷刑案例中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占百分之六十六。

作家曾铮证实，她获得的分类信息显示，截止到二零零一年四月底，迫害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北京估计有八十三万法轮功学员被捕。迫害波及全中国。迄今已经有超过两千九百八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被确认。

李迅最后提到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说，“最近，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他们的独立调查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和其遍布全国的数不清的部门’‘从法轮功修炼者身上大规模强行摘取器官的行为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继续着。’大规模为摘取器官牟利而杀害法轮功学员是‘如此令人震惊，它代表着这个星球上的新型的邪恶形式。’”报告中说，“镇压法轮功的政策意味着学员在监狱里没有任何权利，任凭腐败当局处置。鼓动对法轮功的仇恨和对他们的魔化意味着他们可以被那些听信了这些官方仇恨宣传的人们毫无顾虑地宰割屠杀。”

李迅认为，这些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重大发现的严重性足以让外交委员会对此举行独立的听证会。

关于加中双边人权对话，李迅引用中国问题专家伯顿教授报告中的发现，强调两点：一、“中国外交部的责任是在海外保障中国的利益。从机构角度讲，它不会关心在国内提倡尊重中国人权。”二、“对话只涉及一少部份中国人，没有一个机制将信息传播到这少部份人之外。”李迅说：“双边人权对话始于一九九七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迫害的升级均在对话开始之后。而对法轮功的系统迫害通过煽动仇恨、酷刑、虐杀等犯罪构成了严重的反人类犯罪。”

李迅说，“我们相信中国很关注世界对自己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并期待着一个和平的运动，将中国带向一个拥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社会。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国际组织在帮助中国树立这样的价值和理念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迅代表法轮大法学会向国会提出四点建议：（一）呼吁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一切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二）暂停双边人权对话，直到伯顿教授报告中提到的严重关注得到足够的考虑；（三）将人权置于加拿大对华关系的中心，利用每一个机会提倡尊重人权，公开反对中国的人权践踏；（四）在未来的对华人权对话中，邀请民间团体，及法轮功代表等参加。

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打破以往多年回避中国人权问题的惯例，自十月三十日以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举办三次中国人权听证会，广泛听取包括大赦国际、西藏团体、法轮功、民运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和中国人权专家的证词。

二十一日四个非政府组织代表受邀参加听证，他们是：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主席李迅；多伦多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关卓中；加拿大笔会代表大卫•寇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