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和工作在中国期间，从来就没有违犯过中国的法律，却受到了中共及其下属机构的迫害，是中共违犯了自己制定的宪法和相关法律，中共才是中国几十年来一切动乱的根源，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万恶之源。如果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还用着普通的眼光去观察中共恶党，是很难识别这一人类恶魔吃人的本性的。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有预谋的和系统性的，也是非人性的野蛮残酷。

我是九八年七月份喜得大法的。得法不久我就回到我原工作单位国防科工委外事局（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弘法。外事局二处团职参谋张国东（于二零零四年遭恶报死亡，年仅四十几岁），是曹刚川出国访问的高级英语翻译，是我在外事局工作的同事也是相邻很近的老乡，他当时对我说：“你千万不要炼法轮功、最高领导人已定为×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你找一本佛教的书看吧。”

当时我虽没弄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真正意思，但我预感到要继续炼法轮功会有麻烦。回去我就找传给我大法的朋友说：“外事局的朋友告诉我，中共高层已将法轮功内定为×教，我不敢练了。”他说：“你也别听他的，也别听我的，你把书认真看一遍再做决定。”现在我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当时要为此离开修炼，那将是遗恨千古。

有人说：“你们不去中南海，不去天安门，中共能取缔法轮功吗？能迫害你们吗？”众所周知，去中南海、去天安门上访都是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后发生的事情。可在九八年从外事局张国东嘴里已经知道中共要打压法轮功，已将法轮功定为“×教”。只是在九九年以前，邪恶的江氏流氓集团一直没找到机会而已。因此我讲迫害是有预谋的。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迫害大法后，我单位的一些人纷纷不敢练了，我却依然坚持修炼。我对大法之所以坚定，没有动摇，没有怀疑，是因为尽管我得法才一年，可我寻法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我身处在中国气功运动的漩涡中，奔波了多少年什么也没得到，却弄了一身病，而法轮功这么好的高深大法我得到了，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曾经对自己说我死也不会放弃。

迫害既然是以谎言开始的，那么我们就要揭露它的谎言。我就开始了讲真相。从单位讲到亲朋好友，从熟人讲到陌生人，从北京讲到河南老家，有同情的，有支持的，当然也有受毒害而反对的。最危险的经历是在二零零一年夏天，回河南老家讲真相，曾经是同学，曾经是战友，但当被邪党毒害和利用时，有的人就变成了唯利是图之徒。他们将我告密到驻马店公安局。我前脚刚离开农村老家，后面就由三级公安局一行坏人赶到我老家搜家，因没搜出任何资料才没有给我造成更大的麻烦。他们临走时把我在北京的地址、电话号要去了。把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吓得连夜坐火车到北京告诉我老家里发生的情况，我知道后，好长一段时间还为此担惊受怕。

迫害开始不久，司法部就通知中国的各个律师事务所不许接法轮功的案子，显然，司法部自己已严重违犯人权。因为迫害不合法，它怕见光，要真正上法庭它们必败无疑。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日，我只身一人走向天安门前打横幅，高呼：“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被北京公安局抓捕。开始了漫长的一年零六个月的囚禁生活。在公共场所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观点或者自己的信仰，在文明国家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中国却不能。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直接将我们十几名大法弟子关进房山县拘留所监狱，和犯人关在一起。这事让外部世界听起来很荒唐，可在恶党统治下的中国却天天发生。十天后我被转到北京朝阳拘留所，然后没经过法庭审理就非法判我一年零六个月劳教，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转到团河调遣处。

到了调遣处后，惨无人道的生活就开始了。每个大法弟子身边安排的都有“包夹”，如果大法弟子之间说话、或交换眼神，犯人发现后非骂即打。我们成了犯人的“犯人”。受到的羞辱无法表达。吃饭时要唱邪党歌曲，题目是《社会主义好》，我的心头一阵阵酸楚，邪党好在哪里呢？我们师父和大法无端受到栽赃陷害，我们大法弟子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心声，却成了“罪犯”。于是我号召所有大法弟子抵制唱歌，结果二十几名大法弟子遭到了迫害报复。不让吃饭，让我们站成两排罚站。一个姓张恶警（一脸麻坑）走近我，一手卡着我的喉咙，一手按着我的头，卡的我几乎不能呼吸，后来我才知道此刑罚叫“锁喉”。此时此刻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每个人大法弟子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虐待。他们折磨了我们两个多小时候后才让我们回房。晚上犯人都睡觉了，罚我们站到12点以后。第二天一早起床跑操，搞得我们严重缺觉，真是有苦无处诉。有一次在劳动场所，普犯班长王飞问我说：“昨晚中央一台播出的云南一名法轮功人员把他二叔杀了，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杀人犯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呢？我们师父讲法时说不二法门，就是不能看别的气功书，或算命书。政府为了陷害我们反而弄巧成拙，在他的屋子里摆放了很多周易八卦和法轮功的书籍，以证明他是法轮功修炼者，这只能说明又是一次陷害。”我刚说完，一名吸毒犯李云同（家住石景山）上来就狂打我的脸，毫无人性可言。事后才知道他为了讨好警察，以免被分到黑龙江农场劳动，那里太苦。不久他还是被分到农场去了。这叫恶有恶报。还有一位犯人打过我后，在水房里向我道歉，说打我是打给别人看，打我们是警察安排的任务。

我在那里被迫害了四十天后，于二零零二年元旦前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团河劳教所三大队。在那里，日子既漫长又黑暗，最邪恶的是逼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一个人怎能够没有信仰呢？一个人的信仰怎能够由强权说了算呢？可在中国就这样荒唐。中共邪党让人们只能信仰它，如果不“转化”就不让你睡觉，用各种办法折磨你。由于我执著睡觉，经过一个时期折磨我没承受住，违心的“转化”了，但我内心对大法、对师父深信不疑，因此我没参与配合他们干坏事。多数人被减期，我一天没减。

劳教期间逼着我们看诬蔑大法的录像，不断的给我们洗脑，其中有《蔡朝东的报告》和司马南反伪科学报告等，但效果恰恰相反。百分之九十九的大法弟子回归社会后又回到了修炼中，证明了邪党的惨败。他们逼我学邪党制定的刑法，可邪党本身就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中国根本没有法律可言，非法抓捕高智晟就是一例，它们就是黑帮治国。

迫害我们的三大队一度“转化”率很高，可到后期不转化的人越来越多，迫害也越来越严重。钱仕光，进劳教所后天天喊法轮大法好，结果脊椎被打断，瘫痪后被家人接回家；刘全旺因炼功多次被打的人事不省；魏如谭被逼撞破很厚的玻璃鱼缸；肖延明、刘见开、陆伟栋、方英文、刘魏、孙志刚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每一个大陆大法弟子在监狱里的经历都是一部血泪史。

我从劳教所回单位工作刚满一年，即二零零四年四月底，被单位副书记赵子明找去，问我对法轮功的认识，我就明确告诉他，在劳教期间是受骗的，我会坚修大法到底。他邪恶的说：“如果你还炼，让你下岗，失业，还劳教你。”我严厉的告诉他：“我既然告诉你我还炼，我就不怕你，随你便。”我的话把他吓了一跳，他忙改口说：“我还没这个权力，我要逐级往上报。”在公司从来没人敢对他这样说话，他属于刁钻，摇唇鼓舌，专弄权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小人。人们表面恭维他，内心仇恨和蔑视他，他是邪党的一条狗，邪党让他咬谁就咬谁。

二零零四年底我在我们集团公司下属的物业公司讲真相，被物业公司总经理（姓吴）告发到总公司。总公司向我公司施压开除我，说是接国资委通知：凡是坚持修炼法轮功一律开除。我于二零零五年三月正式离开了我心爱的工作单位。临走前我找到公司总经理王兴晔说：“虽然我离开公司了，希望你能对大法有个好的认识，不要听信谎言。”他说：“你下岗是上边压下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我说：“当年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是上边压下来的，可尘埃落定，谁杀的人谁被秘密枪毙了。”他无话可说。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凡被邪党利用过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记得二零零一年邪党开两会前，把为它奋斗一生的老干部群体内定为不安分因素之一，它对他自己的人都不放心，可见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多么不得人心！我的失业，给我的家庭造成了破裂，妻子与我离婚了，儿子归她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邪党逼到这一步。儿子未成年，造成的心理伤害远大于我们大人。这笔账一定要跟江氏流氓集团清算。

中共在国际上大搞经济外交、在国际上大耍收买、分化阴谋，以图避免因人权迫害受制裁。恶党知道，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了解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会采取行动，于是拿经济利益作诱饵，分化国际立场。被美国定为无赖国家和流氓独裁国家的都是中共的忠实盟友，或和邪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国家。中共存在一天世界就不会安宁，它是一切动乱的根源，是人类的万恶之源。世界人民必须用照妖镜才能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望世界人民和民主、文明发达的国家努力铲除这个人类恶魔，人类才能和平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