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八日，本地恶徒宋万才、陈良军、钱财政、卢登友，还有两个是当时兴龙镇（现柏合镇）派出所所长和警察，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把我和其他几位大法弟子的家抄了，走时还强逼签字不炼。
　　
二零零一年，大概是二月二十四日，镇上的苗凤明、卢登友等四恶警谎称镇上的吴青白找我去开会，等会就回来。我识破他们的诡计，他们就强行把我带到镇上关押，大概有二十三小时才把我放了。同时被关的还有王庆发，恶人殴打王庆发。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镇上的邪恶之徒开了个黑车子到茶铺，把我们七、八个大法学员强行绑架到凤凰山庄洗脑班，里面有黄彦、艾朝玉、朱德珍、何有明等九个人。在那里，每天都被强制看共产邪党诋毁大法的东西。每天的强行精神攻击是常人承受不了的。

有一次，恶人逼我们每个人都要念诋毁大法的书，我们都不念，恶人以暴打相威胁，黄彦胆胆突突的念了一点，就不念了，恶警随后叫何有明念，何有明坚定的说：不念，那是诽谤师父。恶徒当场殴打何有明，随后又拖进屋里暴打，把我们六人都打了，恶人一把将艾朝玉拖倒，差点撞在墙的棱角上，随后把她拖进屋里关着打。恶人给黄彦、文举平灌水，当时的天气很冷，恶人把黄彦的肋骨打断了两根。

恶人逼我念时，我也不念，他们就把我拖进屋，先给了我两个耳光，然后就有两三个二、三十岁的人，不管任何地方就把我乱打一通，最后了还用膝盖猛力顶我的腰，又猛踹我的两脚。这一切都是由何锡文指使、罗军和李德文在山上看管我们，罗军制造事端，然后是姓曾的民兵班长指使民兵和包夹们施暴。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才放我们回家。
　　
二零零三年六月，生产队长以怕得非典为名叫我去检查身体，我知道不能去，就推说我要准备一下，在他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走了出去，然后就过着流离的生活。

两个多月后，在成都被邪恶绑架。区上和镇上的人强行把我关入星光的洪顺山庄，在那里他们每天给我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东西，我炼功他们就打我、捆我、罚我站，并且不让我睡觉，有次罚站罚了一天一夜。

检察院的恶警黎明在我绝食的情况下，照常打我、体罚我，并说“我就不信制不服你”“中国人那么多死了丢在山上喂狗”，我问他代表哪个说话，他说代表邪党政府。司法局的陈德才叫我去死，也说是代表邪党政府说话。他们说出来的确实是邪党的真话。我问他们打死就算自杀吗？他们说差不多，并且说邪党政府在我身上都花了十多万了。

大概一月多之后，他们又把我关入新津洗脑班，威胁说不“转化”送劳教等。罗军在龙泉区“六一零”的指使下，为了把我关久点，买了很多东西送洗脑班恶徒。新津洗脑班是成都市邪党办的洗脑班，这里的黑暗和邪恶是非同寻常的。二零零四年正月十五我才被放回家。
　　
在这几年里，我的家人也饱尝共产邪党的迫害之苦，每天过的都是心惊胆战的日子，我的孩子也没人照顾。我回来时，看到孩子一身脏兮兮的，家里到处都脏兮兮的。我知道，婆婆年老多病，忙碌了一家的生活，还要照顾小孩，又还要受共产恶党的恐吓，承受是巨大的。
　　
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被恶人陈良军举报，镇上和区上的公安、综治办等部门的人来了七、八个，其中有陈良军、卢登友、吴青白、李勇、李永平、苗凤鸣（镇上的），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非法抄了淑君的家，恶人搜到一本大法书，把我们八人强行带到了镇上关押，到第二天中午才给饭吃，然后把我们劫持到看守所。开始时看守所不收，恶人们强行让收押。

在看守所，一个叫严干事的指使牢头每天凶恶的训斥我们，同修孙宇病了，邪恶不给医治，还把她戴上镣铐受刑，后来所有人都看我们不象坏人，就善待我们了。十五天满后，镇上恶人又把李英、王庆发、乔淑君和我四人强行关在镇上，没有任何理由，强行逼我们签字说不炼。我们不配合，他们是威逼、恐吓、欺骗等手段都用上了。这都是以吴青白为首的几人干的。

我在镇上被关了五天，其间他们想给饭就给，不想给饭就不给，白天由一至四人看守，晚上轮流看守，四人一换，也不让洗、不让小便等。其中张文香、李勇最恶。

我回家后，邪恶又唆使我丈夫监视我，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连逼带吓的唆使我丈夫监视我。
　　
忠告那些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人、随从们，停止迫害，回头是岸。否则天理昭昭，善恶终有报，到时后悔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