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21日早上8点钟我照常到厂里上班，约8点40分有三个恶警（一男两女）不由分说把我塞进他们车里，两女警把我夹在中间直接送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到。当时是二大队新收队，一直站到当晚11点左右，才让一包夹带我到三楼休息。包夹不许我说话，也不许东张西望，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那时已经熄灯睡觉了。

突然间失去了自由，不能炼功，不能学法，所以我就用绝食的方法来抵制迫害。23日我被调到另一个班，加上我就有三个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坐在小凳上勾草拖鞋，另一位是躺着的，当时她已经绝食好几个月了。后来我知道她叫章延安，是位医生。

到了28日，我不再承受邪恶迫害，就不站着，两包夹把我夹在中间站着，她们一松手我就蹲着爬在床上，紧接着我就被带出去做鼻饲（灌食）。我开始吃饭后的当天就调到二楼，直到3月16日，因帮教失败又把我调到三楼，当时班里有四名功友，8个包夹。我们之间不允许说话，上厕所要领“放行牌”，洗澡更是难上加难，一个多月才能洗一次冷水澡，除了上厕所平时是不允许出班门半步的。

4月底一位姓赵的功友就被调走了，邪恶说的攻坚，其实是强制性的转化，就是整天24小时的站着。五月初我也被调去，不准洗漱、洗头，更不用说洗澡了，上厕所每天只有一次，是每天凌晨以后。本来就很脏的我全身上下更是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臭味，也实在站不住了，头痒用手抓一下头都不准，抓了邪恶的拳头也跟着过来，一天24小时只能像雕塑一样站着，还有人在耳边骂大法，骂师父，大脑也一刻不得休息。

2004年底至今，我们法轮功学员的生产任务都很重，每天早上5：30起床，6：30清点人数，解散后吃完馒头就进车间，中午餐12：00左右开餐，放下碗就进车间，下午6：00左右开餐，放下碗后立即进车间，晚上10：00左右清点完人数后必须加班到夜里11：00，完不成任务的加班到12：00，有些加班通宵，有时一连加几个通宵，甚至有极少数不但加通宵还被打，被罚站着做生产。每天都是这样过的。

洗澡是用吃饭的时间，匆匆洗完澡随便吃点东西就进车间。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有时十八、九个小时，长期如此。如果上面来检查工作，恶警们只许我们说每天工作八小时，她们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教育、感化、挽救”。

有位功友叫付可书，是位医生，2004年被送劳教。当邪恶问她是否是劳教学员时，当然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承认是劳教学员，不准她站在劳教所的地上，就被迫站在指定的小凳上，把手反绑上，所有的行李也只能背在身上。就这样24小时站在指定的小凳上，睡觉更是不可能的。恶警用这样卑鄙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还美其名曰：“教育、感化、挽救”。付可书没进劳教所时身体一直好好的，进去后被迫害得身体很虚弱，先送公安医院，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2005年元月份，大法学员陈瑜，年纪大（60岁），而生产任务很重。每天加班到12：00都无法完成，长期加班导致她头晕，四肢无力。晚饭后进车间时因头晕，从楼梯上摔下，造成腰椎骨折，被人送外就医。

以上所述是我在贵州省女子劳教所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只是点滴而已。因为在劳教所里有关功友之间的事不准交流，不准干预，把门关上不让看，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我无法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