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七二零”，大法突然遭到邪恶的迫害，师父受到了无端的伤害，一时乌云压顶透不过气来，我心里很难过。师父说：“这么大的法传出来，一切的一切能不做安排吗？所发生的事不是在考验大法弟子心性吗？什么是修？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那能看出人心吗？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有些心不去连佛都敢出卖的，这是小问题吗？”“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大曝光》）通过深入学法，弟子们互相切磋认识到，邪恶的迫害不是偶然的。作为大法弟子，在大法遭到迫害时不能默不吱声，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九九年十二月十日，我和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回来后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后又被强行送進洗脑班迫害，期间被罚款一万元。在洗脑班上，我们遭受了各种姿势的罚站。当时我已是六十三岁的人了，还被迫从早上五点一直站到晚上十二点。春天的后半夜很凉，可邪党人员只准我们穿着单衣服，躺在冰凉的地板砖上。有时只能背靠着背的蹲着打个盹儿，冻醒了就炼功取暖。后来邪党人员又采取多种不同手段折磨我们。在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多想，就是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用慈悲心向不法人员讲真相、讲大法好。我们七个同修互相鼓励，有空我们就集体背《洪吟》。三十二天后被放回家。

回家后，邪党人员还是纠缠，要悔过书之类的东西，在人心的驱使下，敷衍过关。后来学了师父一系列讲法，认识到这是对邪恶的妥协。随即我又写了严正声明抹去这个污点，并暗下决心，走好以后的路。二零零一年正是邪恶迫害最为疯狂的时期。大法弟子随时都有可能被抓，真修弟子没有被吓倒，依然在正法的道路上勇猛精進。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又被劫持到洗脑班。我悟到表面的因素不是迫害的理由，得找自己那颗心。被劫持去的当天晚上一夜未睡，深刻的反思自己。在上次被迫害中，虽然吃了不少苦，最后还是妥协了，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后来师父发表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给了大法弟子找回自己的机会。

第二天饭后，大夫量血压，一量高压一百九十，低压一百二十。我与大夫说：“我炼法轮功这么多年，血压正常，把我弄这里来，一夜就犯病了，大法无条件的给人祛病，它们‘六一零’却叫人犯病，还得挨整，这是什么道理？大夫走了，我心里想，修炼人哪来的病？是师父点化，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切都听从师父的安排，决不走旧势力的路，我要尽快离开这里，这里不是大法弟子呆的地方。我把自己的思想都放在法上，常人的事一概不想，就是背法、发正念、炼功，有机会就讲真相。

开始的时候，邪党不法人员不让炼功，把我铐起来，我就发正念。半小时、有时一个小时就放开了。我盘腿打手势发正念。邪恶人员大声恐吓我：“你再炼就对你不客气！”当时听了有点心慌，就静下心来背法。吃饭的时候，我说血压高不能吃，头晕想吐。白天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发正念、背法中度过，晚上炼功。虽然蚊子围着我嗡嗡叫，但就是不咬我。

第四天早上天还未亮，不法人员打开门一看，说：“你这么早就炼功，你出去炼去。”我没理他们，照样炼。他们一伙说：“把他抬出去！”三个人把我抬到露天，可能想凉凉我，把我铐在水泥棒上。这时师父的教诲在我脑海里回旋：“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著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大法坚定了我的正念，我睁开双眼直视恶人，心想：我眼睛发出的都是法轮，打碎你背后的邪恶烂鬼。这时值班的恶人左右四周看，但就是不敢正面看我。不一会又换了一个人，大概换了三个人，就把我放回到屋内。

晚上，县“六一零”头目与我谈话，用灌食来恐吓、用亲情来动摇，要找书给我看，我一概拒绝。我对他说：“灌食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能那样做吗？那不太残忍了吗？自古至今，善恶有报……。”在对话中，我遵照师父教导：“如果发现是干扰与破坏，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表面的人要尽量平和与慈善，因为邪恶利用人时往往人本身是不清楚的（虽然被利用的人往往是思想不好的人或出现不好思想的人）。对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一定要严肃的用正念铲除。”（《正法与修炼》）

第六天，他们专门到医院请来了大夫，血压还是居高不下。按生理解释，六天不吃饭，营养不足，血压应该降。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师父在保护我。下午六点左右，孩子就把我接回了家。

在师父的呵护下，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堂堂正正的回到了自己家中，溶入了正法洪流之中……。

层次所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