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六年四月得法的，自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在工作中和生活上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从做好人做起，身心发生巨大变化， 生活幸福。可是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在江泽民及其恶党的疯狂镇压下，迫害不断升级。恶党利用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栽赃、陷害，煽动仇恨，使无数的世人被欺骗，被毒害。因为我是亲身受益者，当大法遭到不公时，我应该站出来说真话。向世人揭露迫害，讲清真相，澄清事实，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好。因此，我进京上访，做真相资料，先后多次被非法抓捕。曾被非法劳教两年，被红透山矿开除工作，被非法判刑七年，罚款上万元，多年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现将我遭受的迫害向善良的人们做个陈述。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们当地的学员被红透山矿公安处非法抓捕，我们知道后去找公安处要人，半夜来了一帮外地警察宣读公安部的公告，他们不放人。我们明白这是上级的指令， 第二天早上，我们进京上访，当车行至抚顺市三宝屯收费口时，被抚顺市公安警察截住，将我们关押在抚顺市望花区分局。我的身份证被没收。晚上清原县公安局和红透山矿公安处（张××）将我们二十几人押回清原县公安局连夜非法审问我们。恶警非常野蛮，打人，骂人，训斥人，强制我们写不炼功、不进京的“保证书”。凌晨将我们释放。我女儿才十六岁，当时和我走散。她被送回清原县公安局审问时被打，并让我家人交一千元才放她回家。

我上班后，我们单位书记姜某在上级的压力下，给我办洗脑班，让我上交出大法书，逼我写不进京上访和不炼功的“保证”。610的宋某还恐吓说：“谁不写就送谁劳教。”

九九年十月十四日，因申冤无门，我和同修再次去北京上访。 十一月四日，被北京市公安警察非法抓捕。警察用我们的腰带把我们的手绑上，让我们蹲在地上一个多小时，每人没收一百元。警察用手铐把我们铐在一起，送到一个地方，在地上坐了一夜，第二天交给清原县政法委及公安局驻京办事处。办事处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在地上又坐了一夜，同时有的同修被提审，被打，被电棍电。两天我们只吃了一顿饭。十一月七日清原县公安局政法委和我们当地警察王某等把我们押送回清原县公安局，让我家属交所谓“遣送费”五百元，并将我们非法拘留。从我们身上搜到的钱全部被他们没收。而后我被非法判劳教两年。单位将我开除公职，罚款三千元。

在拘留所关押期间，一天，我和十几位同修在监室里炼功，恶警从监控器看到后，手拿电棍、警棒，嘴里骂着脏话，冲进监室，让我们面墙站立，姓张的所长喊一声：“打！”就听到警棒，电棍落在学员身上。恶警艾刚拿电棍电我的手脚，恶警赵立华把我身边的滕继香踢倒，她爬起来，又将她踢倒，再爬起来。打完她之后，赵立华过来一脚把我踹倒，我刚站起来，他抡起警棒朝我的后背、肩膀、胳膊一阵毒打，再用脚猛踢我的腿。晚上伤处肿起大包，痛得不敢翻身。十五天后我被他们押送抚顺市武家堡教养院继续迫害。

在武家堡教养院，我们被关进冰冷潮湿的房子。恶警让我们背监规，看新闻，干活。为转化我们，教养院安排警察带一部份邪悟者去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学了一套“转化”大法弟子的经验，他们回来后，就强迫我们每天“学习”讨论，看诋毁大法的录像带，每天晚上看恶党新闻，强行灌输他们的歪理邪说，对我们进行精神折磨。有的大法弟子因为学法炼功，经常遭到警察的训斥，打骂。有的被警察调出去单独折磨。我因炼功被加期三个月。新宾县的邹桂荣晚上炼功，被恶警姜永枫调出去，戴上手铐，吊起来拿电棍电，第二天开大会，让她在前边罚站，进行人格侮辱。我们室的霍英桂、刘艳也被警察曾秋燕毒打过。

抚顺市第一批被非法劳教的学员大约六十人。因为都不“转化”，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抚顺市教养院将我们押送到沈阳市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女二所。我在那里为坚定信念经历了生不如死的精神摧残与肉体折磨。我们几个人被分在一室，加上原来已“转化”的共有三十多人。队长方叶红问我们每个人对法轮功的认识，并要每个人写所谓“思想汇报”进行摸底了解，事先已安排好的包夹监视我们新来的学员的言行。白天在寝室内紧张的做手工活，各室都有广播喇叭，每天连篇累牍的播放诬蔑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及镇压法轮功的通告、指令和“转化”文章，强制学员买中共恶党诋毁法轮功的书，强制我们看转化录像，进行精神折磨，强行洗脑，晚上让我们不“转化”的学员睡在两个包夹的中间，就是两张床中间的铁棱子上，铺的很少，硌的睡不着觉。

白天干活时，队长安排几个人围着一个不转化的学员，灌输她们的所谓“思想认识”，只能听她们讲，不许反驳，稍有反驳，就会遭到训斥，羞辱。白天干完活，晚上被转化的可以正常睡觉，而我们拒绝“转化”的被坐班的犯人看着不许睡觉，坐在小凳子上“学习”，强迫每人轮流念恶党编造的诋毁法轮功的书，从晚十点折腾到零点才让我们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

在教养院，警察“转化”一个学员可得一定数额的奖金，为此他们用尽各种卑鄙手段对待我们：疲劳战术，罚蹲，罚站，刷厕所和洗漱间，恐吓，威胁，哄骗，不许睡觉，不许同别人说话，面壁，蹲小号，辱骂，训斥，围攻，羞辱等等，并安排几个包夹围攻，严密监视。有时，恶警把学员调出去进行单独折磨，不时传来打骂声、电棍电击、打人声。还告诉被打的学员不许向别人说。有一次我找到队长方叶红问她：“不转化为什么要用电棍电？”她说：“到这里就是要你转化。”可见她的凶残。

我身边有六个学员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一天早上，我被叫到一个无人住的寝室，看到大连学员李丽因为炼功被毒打，躺在地上，四肢呈大字形被绑在四个床腿上。后来，在残酷的折磨下，她被迫害得精神失常。

有一次我们被逼看转化录像带，我知道这都是谎言，加上由于连续多日被疲劳战术的折磨，坐着睡着了，坐班姓冯的犯人过来一拳砸在我的后腰上，把我惊醒。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被转到女一所二大队车间流水线干活，由几个包夹看着不让我和其他人说话，尤其是不转化的学员，睡觉也是被包夹隔开，精神非常苦闷无助。晚上队长董彬把我叫去，千方百计让我转化。我看到大石桥的王淑珍不转化，被董彬叫到车间办公室，用电棍电她，还不停的训斥她。还看到抚顺市的大法弟子刘成艳，因为不转化被普犯看着，在办公室胳膊朝后，弯腰在那作飞机（一种酷刑）。本溪的学员范力华两手扶墙在走廊边罚站。恶警们用尽各种手段迫害坚定修炼的学员。

几个月过后，分队长赵××为逼我转化，每天让我白天出工，晚上罚站，她睡觉让我在她寝室站着。到零点才可回监室。就这样折磨了我一周。

有时，警察白天逼我们看蔡朝东的所谓报告（录像）、转化录像和马三家教养院制作的所谓法制教育讲座录像，强迫我们读转化文章和恶党攻击大法的相关材料，夜里他们就指使五、六个邪悟的学员围攻我，将她们的邪悟思想强加给我，让我接受她们的认识。不答应，就不让睡觉，罚站。

我还不“转化”，赵队长就让包夹看着把我关在一个禁闭室，哄骗、诱惑、威胁。两人每晚轮班看着不让睡觉，到下半夜我困得挺不住时，就蹲着，又累又困，身体往后一仰就吓醒，连续半个月进行封闭“洗脑”。

朝阳市的韩凤珍因为不“转化”，早晨三点多就被坐班的叫醒，拽到办公室。连续几天，一直到夜里零点，每天只让她睡三个小时。被折磨得直哭。

邪恶没达到目的，就把我转到“转化”分队。队长指使邪悟者两人一组，从早饭后，一直到半夜十二点轮番攻击我，让我放弃修炼，让我说假话，逼我违心的写“三书”，让我揭批法轮功，放弃修炼，放弃做人的准则。只要达到她们的目的就行。警察大冬天让我上大走廊站着，又冷又困，白天由一个犯人看着，让我刷上百人的洗漱间，晚上别人能自由看电视，休息，而我们三个拒绝“转化”的只能面壁而坐，直到深夜。

那种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折磨，在苦不堪言的煎熬中，我身体出现严重病状。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一日我回到家中。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我因为给同修送真相资料，遭到我们当地公安恶警和六一零的追捕。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晚，红透山矿派出所所长梁大明带一群恶警，还有矿组织部长耿会文、组织部干事宋春华、于文强，服务公司孟广财、 王真元等直奔大法学员高长英家。梁大明上前一把抓住高长英，用手铐把他铐在大门上，进屋就开始翻东西，把锅给掀了，连锅台都给扒了。炕上的东西和柜子里的东西扔得满屋都是，就连裤头、袜子都没幸免。之后他们把高长英抓到派出所，连踢带打。足足打了一宿。他的脸被打肿了，牙被打活动了，人被打得神志不清。第二天他们又把他拽到外面暴晒了一天，好端端的一个人被梁大明一伙恶警给打得奄奄一息。次日高长英被送进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被非法劳教。由于高长英被打得生命垂危，劳教所拒收。他又被送回清原县看守所关押五个月，勒索现金五千元之后才把生命垂危的高长英放回家。

直到二零零二年春节前几天，耿会文伙同梁大明及镇政府的人还去高长英家骚扰，把他岳母逼得直哭。高长英的老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听说丈夫惨遭迫害，吓得三年不敢回家。几年来，红透山矿公安人员不断上门骚扰。在长期的迫害中高长英于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含冤逝世。

恶警们拿着录象机到我家妄图搜寻“证据”，没找到，又逼我丈夫到抚顺市亲属家找我，并在亲属家的楼下蹲坑3天准备抓我。

我被迫流离失所。派出所经常把我丈夫叫去，打听我的情况，让他继续找我；我女儿吓得当天不敢在家睡觉。

二零零二年二月的一天晚上， 派出所副所长孙学民带领几个人到我家敲门，企图绑架我。他们拿钥匙开门，开不开就砸门，砸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第二天610的耿会文把我丈夫叫去调查情况。

二零零二年三月，我流离在外，只好住在大连同修家。一天晚上，当地恶警、610来企图绑架我们。我们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撬门，当时我们在屋里顶着门。他们没得逞，就守在门口。为摆脱迫害，我们俩于凌晨三时许顺着她家四楼窗口外的一根管子爬到地上，手脚都划破了，鲜血淋漓，手腕被划破两寸长的大口子，至今还有伤疤。

九月，我们县的周玉玲因做真相资料被抓后，在县拘留所绝食抵制迫害，被强行灌食，二十天后被迫害致死。

十月十七日，我住在北京同修家，当地610特务试探该同修对大法的态度，我和同修对其讲真相，送真相光盘等资料给他，当天晚上，当地610、恶警和街道的工作人员就到同修家把我们绑架，送到片区派出所。我不报姓名、地址，几个警察轮番审问一夜。一个自称姓杨的警察威胁、恐吓我，让我在电脑边站着，他们想从网络上查到被通缉的像片。第二天晚上，把我们俩非法押送到海淀区拘留所。海淀恶警一连几天提审、诱供和恐吓我，妄图罗织我的罪状。

九天后，我们当地的派出所副所长孙学民和肖刚把我从北京海淀区拘留所押回到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回来后他们向我丈夫敲诈了八千元的所谓“遣送费”。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清原县法院对我非法开庭。在法庭上我说：“修大法无罪”，他们立即打断我的讲话，不容我辩护，在几分钟内匆匆宣读了事先编造的所谓“罪状”，并以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对我判刑七年。我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

为抵制它们的非法判刑，我开始绝食抗议。到第五天，所长尹长江指使犯人开始给我灌食。几个杂役把我按在床上，往我鼻子插管灌食。灌的我恶心、呕吐，食物从嗓子里涌出。第二次，他们重新下管，灌食后胃胀得难受，话都说不出来，灌完就吐，尹长江看了大骂：“明天不吃饭就拿电棍电。”在他的指使下俩犯人架着我的胳膊，一个在后面狠劲拽我的头发，在院子里拖着走。晚上，我的胃象火烧一样，渴得难受，才知道他们给我灌的是奶粉加浓盐水。

一个多月后，我体弱无力，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的赵立华和王管教用车把我押送到沈阳大北监狱。狱警看我没有劳动能力，拒收。我又被带回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由于长期的折磨，我走路直晃，站立不稳，身体极度虚弱。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保外就医回家。

二零零四年三月，拘留所通知我“检查身体”，企图将我抓回。我不承认他们对我的非法判决，因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我无罪。为免遭迫害，我再次流离失所。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我在本地资料点被抚顺市公安一处抓捕，资料点被破坏。当晚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被送到抚顺市公安一处，我被铐在暖气片上。他们不给食水，第二天下午，恶警编造罪状材料，让我签字，被我拒绝，恶警马上扑上来用力拽我的头发，当时头发被拽掉一把，随之对我拳打脚踢，猛踹我的胳膊、腿、腰部，脸被打变形，恶警打累了才住手。晚上，清原县公安局阮力和另一警察把我押送到县拘留所。和我同时被抓的另一同修，在抚顺公安一处被打，她被罚款七千元后才放回家。我为抵制迫害，在拘留所绝食，身体极度虚弱，五十天后，保外就医回家。

二零零六年三月，拘留所又通知我“检查身体”。几年来，江泽民及中共流氓政府对大法弟子迫害不断升级，甚至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出卖，牟取暴利，丧尽天良，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时有发生。现在恶党杀人不偿命。

七年来，在恶党的迫害下，我一直无生活来源。我现在还处在非法判刑期间，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我的生命得不到保证，为免遭迫害，三月二十七日我不得不再次忍痛离开丈夫和孩子，离家出走。

现在我向善良的人们揭露中国大法弟子为信仰真理而惨遭的迫害，呼吁全世界有正义、良知的人们，共同制止这场历时七年惨绝人寰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