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师父好！全体同修大家好！

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法会。因文化水平不高，层次有限，如果有偏离法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染缸中，特别是在中共恶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几十年来在“党文化”歪理邪说灌输下，自己渐渐丧失了人的善良本性和正常的思维方式。在“名、利、情”中争争斗斗，养成了很多很不好的行为习惯，已经滑到很危险的境地。庆幸的是，九七年得遇万古难求的法轮大法，走入了修炼。在几年的修炼中，使自己的道德急速回升，不断清除着那些歪理的毒害，破除着人中形成的不好的观念，一步步从人中走出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向返本归真的路上一步步迈進。

自一九九九年中国大陆的这场邪恶迫害以来，我一直承担着本地的资料制作责任。二零零二年下半年，在协调人的建议下，我准备突破网络封锁与明慧直接联系，可是当时邪恶很猖獗，干扰很大。因不懂技术，我们从外地请来两位懂技术的同修，他们当时都在“流离失所”。

我心里很羡慕，心想：看人家多好，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能投入证实法，以后我也得流离失所。就这样，二零零二年十月六日从家里出来，刚刚一个月，就被邪恶绑架，抄走了电脑、打印机等，并将我住处所有带文字的东西全部抄走，还牵连了几位同修同天被绑架，给大法造成了重大损失。自己也在那次被抓后造成身体伤残。虽然一个月后摆脱了邪恶的纠缠，三个月后又回到同修中，从新投入正法洪流，但由于下肢伤残，给自己以后的证实法、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多不便。

自从重重的摔了这一跤，几年来我一直在向内找，究竟是什么原因，被邪恶钻了这么大的空子？

一、关于理智

当时在医院的病床上，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心里一直想不通。虽然表面上看，是因为一个月前，一位同修被绑架后，因动了人心（他几次托人捎话让搬家，一个月后他以为资料点早已转移），把警车领到了我的住处，才招致被绑架、抄家。但师父曾讲过修炼的路上没一件事是偶然的，那一定有自己的原因，是自己的心性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

记的那时（八月份）刚刚学过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师父说，“对于某些对大法掌握程度不同的修炼者来讲，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程度也不同，目前对正法形势感受也不一样，自身的状态会造成自身感受的不同，有的可能觉得形势是严峻的；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形势已经变宽松了；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觉得正是救度世人、讲清真象的大好时机。对法认识、理解的程度不同会感觉到当前的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得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得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大法弟子不同的心态，对环境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么每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不同。”自己当时的心态是没有“怕”。本来在我生命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自从学了大法以后，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自认为早已放下了生死），一直是在“坚修大法紧随师”（《心自明》），就象师父说的有那种形势已经变宽松了的感觉。

那次同修被绑架后，自己一直对他很有信心，因为以前他曾两次被绑架，一次在看守所绝食半个多月，都是堂堂正正闯出来的。我周围的同修都认为他没问题，大家心里也都很踏实，所以没有匆匆忙忙转移资料点（当时也在分头找房子准备搬家，只是感到干扰特别大，一时租不到合适的房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么大的魔难从天而降，让我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我很困惑，没有怕心这也错了吗？难道信任同修不对吗？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当时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每天有几个警察看着我），除护理我的亲属外，不允许任何人探视（接触）。丈夫又在这时和我离了婚。当时自己真正体验到了师父说的“百苦一齐降”（《洪吟》〈苦其心志〉）的感受。

正当我在法理上迷惑、百思不得其解、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一位（刚刚认识的）外地同修非常及时的把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传给了我。看到师父的新讲法，不禁使我热泪盈眶，感到慈悲的师父就在身边，时时看护着我。这次讲法好象就是针对我的情况讲的。

师父说：“其实呢，你们有的生命在历史上都是经过了生生世世的转生的，在人类社会中、在无明的迷中，很可能和旧势力签下过什么约定：在正法哪一天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走。在当时的旧法理中看是绝对的对，所以你们个别的学员有签过这样约的，所以就在我们大法弟子中，不时的会出现一些事情。这些问题出现的目地，是旧势力觉得有的学员认为修了大法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我只要是大法弟子了，什么危险都没有了。所以它们看到了：这不行，这不等于上了保险了吗？学了大法就不怕了，这本身这颗心还不够大吗？所以它就要在大法中制造麻烦。”（《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

师父的话就象迷雾中的一盏明灯，驱散了我心中的种种困惑。细想想我的“不怕”不正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吗？“不怕”的本身其实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没有否定它，所以走了它的路。

后来一位同修当着我的面对我说：“你就象师父说的那种人---手里拿着《转法轮》一边走一边大叫，有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当时我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很不服气，心想：你怎么这么形容我呢，太过份了吧？后来通过学法、交流渐渐认识了自己的不理智。那时不知道恶警干的一切都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控着干的。当时有同修跟我说过，被抓的同修把警察领到了他妻子的姐姐家的事，警察因找不到机器跟他大吼“机器在哪？”他说：“我怕你们再打我，我才胡说的。”

那时自己没在意，没意识到他当时已经心态不稳了。那时自己人的观念很重，只注意到了人的表面空间，以为同修被绑架，恶警多是严刑逼供，只要那段时间挺过去了，送到看守所以后基本就没事了。自己以为，都过了那么长时间了肯定没事了，所以心里很稳，当时没意识到被抓同修的人心（不想被劳教，求获释，准备将“空房子”交待出来）会被魔钻空子。那时和我在一起的同修被抓后，埋怨说：“都怪她，不让搬家！”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心想，“这怎么能怪我呢？”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的所谓“不怕”起的作用才表现的那么“稳”。

恰恰是我的这种“稳”被邪恶利用钻了空子，然而，我的“不怕”，也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只是常人的那种“勇敢”、“不怕死”而已，不是正念。

自己以前对师父《在纽约讲法》中讲的“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的法理有误解，认为修炼很简单，“放下生死了就是神”。没有真正理解师父法的内涵，曲解了法。

一次在《明慧周刊》上，看到同修文章中的一段话“修炼中做到放下了生死是远远不够的”对我触动很大。这时再从新学师父的这段法才明白，放不下生死根本不能成为神。师父经常说“修炼是严肃的”（《精進要旨》〈明示〉），心性的提高是不能含糊的，不只是要放下生死，还要转变人的观念，修去人的各种执著，“修得执著无一漏才能圆满哪！”（《精進要旨》〈修炼不是政治〉）。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任，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啊。

二、关于流离失所

关于流离失所的问题，我是经过很长的一段修炼过程，才逐渐认识的。记的第一次在《明慧周刊》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提到“不该流离失所，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形式是在常人中修炼”，心里很不舒服，心想：在中国大陆那些作资料的同修大多数都是流离失所的同修，他们顶着巨大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做，他们不伟大吗？难道流离失所有错吗？师父在讲法中也曾提到过，也没说流离失所不对呀。但这一问题的提出，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我该不该流离失所？通过学法交流我逐渐在认识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只从表面空间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很难认识清的。当时我的情况是每天都去资料点，只是象上班一样，到点去，到点回家。有的同修说，就算你不离开家，也不一定不被抓。所以一次我跟同修谈到这个问题，我说：“这次摔跟头与我的流离失所有关。”他不赞成我，说：“你说的这都不挨边儿。”他认为与这没有关系。我说，我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很多同修是因为邪恶找上门来，属于被迫、不得不流离失所（当然也有是怕心重，躲起来了不敢证实法的）。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是属于主动离家出走，实质我当时的情况，根本没必要流离失所。我们家的房子是新买的，很少有人知道，虽然邪恶在网上“通缉”我，但他们那会儿还找不到我（从人这个空间看）。只是当时没有理解好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法，抱着欢喜心，想“全身心都投入大法”，而走了极端。

去年十月下旬，有一位家庭资料点的同修（夫妇）被抓，因为我们住的很近，那段时间来往也很频繁，所以（表面上）对我的住所造成很大的威胁，同修建议我尽快搬家。对于“去”与“留”的问题，当时与我接触的同修，百分之百都不赞同我“留”。

我当时想：如果我这次再从家中“出走”，就意味着再次“流离失所”，从此我可能再也不能回家了。因为以前曾经走错了一步，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这次能从外面堂堂正正再回到家，也是很不容易的。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突破很多障碍，现在的这个环境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开创出来的。已经走到最后了，我不能再走弯路了。

表面上看似乎对我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但实质上，还是旧势力借此在所谓的“检验”人心。当时我没有动心，我反复学了师父的《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尤其是最后一段，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象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鼓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心里记住师父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不动就制万动”（《法轮佛法（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

过了两天，有同修告诉我，公安局把被抓同修家的电话号码（话机记忆储存）都抄去了，有四、五十个，其中有我家的座机号码（并没通过话，只是拨个号）。当时我不自觉的又在埋怨：怎么这么大意，拨完就应该随手删掉，还留了这么多，都落到邪恶手里。但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应该再埋怨同修了，这一念不对。虽然有我的电话号码，但我还是没动心，我跟同修说：“就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又过了几天，又传来消息，说是我哥哥（在外地）那儿的资料点出事了，所以才牵连到咱们这儿，又要我赶快搬家。我当时很镇静，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半个月前，我曾带这位女同修去过他那儿一次（为改装机器），但我并没介绍她的真实姓名，只告诉了她的小名。就算他那儿有事，也不会找到咱们这儿的。

经核实，根本没那回事。我问这消息是哪儿来的，同修说，是从公安局传出来的。我意识到这一定是邪恶干的。是因为有的同修这时心态不稳，所以它就制造这种紧张空气，给你增强这种恐慌感。当时我心里想：他们不是要找我吗？正好，不然我还想找他们呢！我跟同修说：“现在不是讨论我的搬家问题，而是如何尽快营救同修的问题。”

后来为了我的“搬家”问题，同修又专门为我召开了一次交流会，我们共同学了师父的讲法，我申明我的态度，我说：“我们是在修炼，每个人都在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虽然大家都不赞同我的做法，认为太冒险了，但这里也不存在常人的那种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已经走到最后了，我们一定要走好，走正。”在场的同修看到我的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再与我探讨是否搬家的事了，但有位同修给我指出：“你这不是在显示吗？”我很不以为然，当时也没说什么，可过后几天心里还为这句话耿耿于怀“这也叫显示？有这么显示的吗？”

隔天，另一位家庭资料点（做资料）的同修过来劝我，还是想动员我搬家。问我，是不是怕别人说你有怕心？还暗示我要吸取以前的教训（因没及时搬家遭绑架）……又过了几天，这位同修看我仍然没行动，就跟另一位同修说：“如果她不搬家，我不想做（资料）了。”

在这种情况下，给我的压力很大，我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不是有执著。经过仔细查找，发现自己确实有显示的成份，我在显示我的“不怕”。我明显的感到，我的去与留不只是我个人问题，众同修都在看着我，已经牵扯到了整体，如果我走不正，会给大法再次带来损失。本来我的想法很简单---就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也根本没有被绑架的那一念。可是不搬家大家都为我担心，对其他同修造成很大压力，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精進要旨》〈坚定〉中的那句话“明慧不惑乃自负”，这一切都需要我自己的证悟。

记的前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恶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动的第一念就是不能落入邪恶手中，我得摆脱它，然后我与他们周旋，又非常机智的甩掉了恶警，迅速跑出大门躲到了一个胡同里，准备打车逃走，可是当时没有车，我在那儿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心里很着急，在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要跑？我还要躲吗？不，我回去，就往回走，梦就醒了。本来在梦中都能把握好的，那么在现实中，我还要躲吗？我知道同修们的提醒都是善意的，上次是因为不搬家被邪恶钻了空子，可现在是上次那种情况吗？假设我把家搬了，好象表面上是安全了，大家的心里也都踏实了，可是我的修炼道路走正了吗？当时正是十一月初，孩子爸爸刚刚为我交了取暖费，如果我突然搬走，常人会怎么想？楼闲着没人住会造成浪费，然而我出去住又需要租房子，这样又给同修们造成经济负担。

我静下心来，再次学了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师父说：“你们的路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你稍微走偏一点，你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我又反复背诵师父《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的最后一段，最后感到正念越来越强，虽然我看不到另外的空间，但我明显的感到，这是一场正与邪的大较量。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耍的花招，利用这些来迷惑我，它们想把我从家中赶出来，让我走偏，然后乘虚而入，再钻空子．我才不会上它的当呢，还是师父的那句话“一个不动就制万动”。

再后来，也就没人提搬家的事了（也许是我的正念把邪恶解体了吧）。现在时间过去将近一年了，什么也没发生。这件事自己从中悟到，人类社会（表面空间）发生的那一切，其实都是假相，但那也都是针对人心来的。只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能正念正行，才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才是否定了旧势力的存在。

三、放下自我

记的我第一次出去做真相（贴传单）是在二零零零年的夏天。一位同修将外地传过来的一张《江泽民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传单拿给我，看完后，觉的太好了，马上（用家里五月份刚买来的二手复印机）复印了几百份，分给同修一些，剩下的本想再找两个同修一起出去做，可是一位不在家，另一位电话打不通，一时联系不到其他同修，心想算了，还是自己做吧。

准备好浆糊，正好那天丈夫值班不在家。从晚上一直做到天亮，我先后出去了三次，先去了街中心和北面的市场，然后又去了南面的公园，最后一次出去已经是凌晨，天色越来越亮，街上散步的、做买卖的，行人逐渐多起来，有些好奇的人走过来问：“卖啥的？”他们还以为我是贴产品广告呢。我就对他们说：“过来看看吧。”西面基本做完了，手里还剩一些，心想，最好县委大门口也贴上一张，让那些当官的上班就能看见。所以我就打车直奔县委，结结实实的在大门牌子下面贴上一张。手里还剩几张，往回走的时候遇到跑步的就分给他们了，后边的人也都伸出手想跟我要，可是没有了，心想带少了，没想到这么顺利，多印一些就好了。

从此以后，一有新内容的传单或明慧网上的消息我就复印，分给我周围的同修。就这样，很自然的，自己承担起了做资料的责任。但是，从“七二零”邪恶迫害以来，自己心里有一个夙愿一直未能实现，而且越来越强烈——去北京证实法。

到了二零零零年的下半年，当时我们地区还没有人能与明慧联系（也许有，但联系不上），同修们只能靠亲属（同修）几经周折传来一点点消息。当我把要去北京的想法说出来后，很多同修都不同意我走。那时很多同修（包括自己）好象都有一个观念，就是去北京就意味着被抓，被抓后就得坐牢……，同修们都担心我有去无回，与明慧仅有的一点联系中断。到了十月份有消息传来，说“十一”天安门广场抓了我们几百名上访的同修，在此之前，九月下旬明慧网有一份“告江泽民书”大意是“如果江氏集团再以任何名义随意抓捕法轮功学员，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都到北京和平请愿”。但十月三日才传到我们这儿。看到这则消息，让我最后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北京，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十月十一日，电视里正播法轮功是什么“反革命组织”，打压又升级了。本来有一位同修想和我一起去，但临走之前又犹豫了，她说“咱们去晚了，十一前去就好了，可以借故说旅游。现在進京的车票都不好买，在火车上还要查身份证，很难走到北京。”当时那种形势很严峻，就象当年“六四”屠城的感觉，让人联想到机关枪、坦克车。但我意已决，就是天上下尖刀子也挡不住我，如果有机关枪扫射，我会站在第一排。就算我的“人”到不了北京，我的“心”也得到北京。神奇的是，一路上非常顺利，没遇到任何阻拦。

十二日清晨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刚来到天安门广场，熟悉一下环境，就被便衣特务盯上了，然后就是盘问、翻包，紧接着就要抓我让我跟他走。我据理力争同他们讲理，招来了很多游客围观，他们急忙驱散人群，随后他们还是把我连推带拽抓上警车，然后就是拳打脚踢，随后又将我拉到“驻京办事处”。经过几个小时的暴力“审讯”后，我的脸上、腿上、身上到处是伤，软肋被踹伤（很长时间都不敢深呼吸）。直到施暴者累的实在打不动了，方才罢手。当时我没有计较他们的野蛮，我平心静气的给他们讲了我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在场的七八个警察都明白了，那个动手打我的人也说“好你就在家炼呗”。

当晚我冷静下来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不理智”，心里很后悔，刚刚学过师父的经文《理性》怎么就不理智了呢？我心想：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被他们抓回去，我来的目地还没达到，我得离开这儿。我动了想“走”的这一念，师父就帮我。第二天，当地公安局派车到北京接我，结果扑了空（当时他们十来个警察轮班看着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从驻京办事处轻松的走出来。

从北京回来后，见到我的同修，很多都热泪盈眶，无不感到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其实这个结果我自己也感到很意外。此后听到的都是赞美之词，心里也不免有些飘飘然。不知不觉中就在心里悄悄埋下了自满的种子。

记的一九九九年年底第一次被绑架，面对邪恶的叫嚣要送我劳教的时候，我毫无惧色，对邪恶说“你不就想要我坐牢吗？我可以将牢底坐穿（当时学法不深，承认了迫害），但是，你想叫我背叛大法那是痴心妄想！”那次在“驻京办事处”恶警殴打我，逼我交待“是谁派你来的？与谁联系？还有谁要来？”我没有怕，他们想得到的，从我这儿是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二零零一年那次被抓时，恶警以为可以向上级邀功请赏了，一个恶警说：“我们找了你两年了，今天终于找到你了！”那个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说：“这次非判你十年八年的！”当时我心里没有怕，他们想“审问”我，被我严词拒绝，“我不是犯人，你们无权审问我。”我在国保大队给他们演示修炼人怎样盘腿，揭穿“天安门自焚”伪案，并对那位副局长说：“你知道我们都是好人，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将来法轮功有昭雪那一天，到那时你咋办？”从迫害一开始，我一直是理直气壮的做好人，堂堂正正的修炼，没有一点怕心。我的这些表现，同修们都很佩服，自己也认为自己走的很正，我也一直把这些当成了自己的资本，总是一种高人一头的感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常常表现的目中无人，心里老觉的谁也没有我修的好。有时说话中带着很大的魔性，动不动就发火。这样，几年来在同修中总是强调自己，总是看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尽修别人不修自己。当然，与我接触的同修心性很高，从来不与我计较。但渐渐的同修对我敬而远之。

到了二零零三年年底，我与同修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这时协调人也想“撤”出去，不想干了。周围的同修都感到很难再合作下去了。除夕的晚上，我一个人被关在屋里，很清静。只听着外面的鞭炮声，人们嘈杂的喧闹声，心里觉的很烦。这时也让我想起了家人、孩子和以往过年的情景。（七二零前）那时我们一家人老少三代一起包饺子，欢天喜地、热热闹闹。可现在一个人被困在屋里，冷冷清清。这个世上没有人能理解我，丈夫和我离婚后，马上又找了一个女人（当时他对我说“先假离婚，以后再复婚”），孩子对我也不理解，一直不愿理我。

平时因为忙，好象顾不上想这些，这几天清静下来，本来应该好好学学法，可是一阵阵人心往上翻，孤独、寂寞、无助、委屈一起向我袭来，法也学不下去了，一阵阵的心酸，只想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可是不能出声，怕影响了邻居们过年的气氛）。

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看看书不知不觉的泪水又流下来，心里也清楚，这是人的情在起作用，可就是抑制不住它，最后在心里求师父帮帮弟子吧，我不想要这些东西（那时已陷在人中不能自拔）。不知洗了几次脸，总算熬过了午夜。心想躺一会儿吧，刚刚倒下电话铃响了，看着电话就是不想接，心想，是谁这么讨厌，半夜三更还打电话。

电话铃一遍一遍响个不停，最后我还是下地接了电话。“妈妈，过年好！”是女儿的声音。放下电话又是泪流不止，但这次不再是伤感的泪，而是感激的泪，我深知是师父看到弟子的“关”实在是太难过了，利用女儿的“新年祝福”来帮我。这时我立刻清醒过来了，我是修炼人哪，怎么这个样子，这不成了常人了吗？

师父常跟我们说“遇事要向内找”，可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揭露迫害，救度众生。究竟问题出在哪？过了初三，有一位外地同修过来看我，跟我说：“听说你是你们这儿的领导？”当时我马上否认“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是领导呢？师父说了，大法里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我怎么可能当领导呢？”可是过后仔细想想，还真象同修说的那样，因为平时总是强调自己，大家谁也不和我争（实质是谁也拗不过我），自然就得按着我的想法做，否则我会不高兴，这无形中我不就成了“领导”了吗？而且我总是按着我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如果达不到我的“标准”，我又要埋怨同修（另外空间可能是一种物质），邪恶就钻了这个空子，利用每个人没修去的人心，加大各自的执著，这样就造成了同修间的隔阂。

问题原来出在我的心性上，因为我一直在执著自我。这时才让我恍然大悟。同修走后，再一次让我感到师父的慈悲，这次分明是师父看到弟子找不到执著所在，借同修的嘴再次点醒我。从那以后，我努力修自己，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后来师父利用几件事，暴露出我的执著，让我从中提高上来。

四、修出宽容

二零零四年的春天，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他的妻子（也是修炼人，但怕心重一些）写了一封劝善信，协调人拿给我，说她现在心里很乱，写不下去了，让我帮着完善一下。我一看，写的是够乱的，其实若论文化水平（她是大学毕业）我还不如人家呢。但她丈夫被抓，一时心静不下来，既然拿我这儿来了，那就抓紧时间（硬着头皮）试着写吧。

我找了许多网上的有关劝善信方面的文章，费了好大劲儿，忙到后半夜，总算写好了。是站在受害人妻子的角度写的，心想这多有力度，第二天就可以给公安局、国保大队送去了，营救同修中，一定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自己感到很满意。没想到，当同修的妻子一看到上面的落款“×××妻子”她就火了，不但信没发成，还埋怨我没替她着想，把她暴露了。当听到这些时心想，这有什么可怕的？顿时产生了埋怨心理，“我这是何苦呢，有这时间还不如好好学学法呢。”感到浪费了我的宝贵时间。

那年的下半年，另一个同修被抓，在营救同修过程中，一位同修写了一个关于营救同修的“倡议”，写的很简单，并且口气很硬。这几年中，我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那是两年前，因一位新進入复印点的同修被绑架，那时有一位同修本来有条件提供帮助，但由于怕心，不但没有提供帮助，反而给做协调工作的同修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紧接着协调人又被绑架。

当时我带着很大的埋怨心写了一篇“倡议”，结果引起许多同修的反感，“一出事了，你们大笔一挥，动不动就整体配合不到位，总让我们向内找，找我们的漏，难道你就没漏吗？”为了吸取这样的教训，我当时没同意印发他这个“倡议”，只是说“再让其他同修看看”。有位同修看完后，也觉的口气有点象领导下命令。但那位同修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我就连夜写了一篇与同修切磋的文章，把这份倡议书的内容溶入其中，当时我的自我感觉不错，心想，这样发给大家即不会引起反感，又能起到呼吁同修的作用，同修看到后一定会发自内心的参与到营救同修的整体行动中来，所以印完马上发下去了。

没想到，这位同修看过后，非常反感。找到我说，你把我的意思全给改没了。我跟他解释“现在有许多同修已经开始行动了，那些同修用不着呼吁。呼吁是针对那些还没有行动的、不够精進的同修。本来这部份同修人心就重，如果口气太生硬，效果就不会好……”。尽管我善意的跟他讲了许多，他还是坚持发他写的“倡议”，还要每人一份，我认为太浪费了，一共没有几行字，再说又不是师父的经文，没必要每人一份。

当时可能碍于“面子”这位同修没有与我再争执，但回去后心里不平衡，找了十几位同修开了个会（后来同修告诉我），当时就象开声讨会一样，我成了焦点，说我如何如何，甚至有一位从来没见过面的同修，也把我以前曾给他改稿子的事也翻了出来，说我把他的稿子改的面目皆非，简直就象我剽窃了他的作品一样。

他们在一起你一言，他一语的，说了许多诸如名利心、显示心、嫉妒心……听到这些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根本都不挨边儿。心想真是费力不讨好，以后这种事我不会再干了。隔天，协调人拿来营救同修的文章让我完善一下，当时我心里正别扭，话没说几句，火就上来了，把文章从电脑里拷到U盘里，拔下U盘摔到桌子上“以后这种事别找我”。同修被我的态度弄的很尴尬，然后不欢而散。

我与同修之间的关系再度出现紧张。我也觉察到了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儿，近一段时间，自己的心态很不祥和。后来我冷静下来向内找，我究竟有没有同修所说的那些不好的心呢？静下来仔细查找自己，才发现同修们说的也没错，以前帮同修改稿子，有时就把自己认为同修悟的不够正确的地方，按着自己的想法加以修改，改来改去就面目全非了。我这种不尊重别人，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和当时的承受能力，其实还是在强调自己，没做到师父要求的“做事先考虑别人”。

谈到名利心、嫉妒心，我没想到过我还会有这些不好的心，所以听同修说我有嫉妒心很不以为然。一次我女儿回来，我给她做了点缝纫的活儿，可缝纫机不好使，女儿在一旁跟我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听她说这番话我心里很烦，就说：“我使了这么多年的缝纫机了，还不如你？”随后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不就是那颗嫉妒心吗？不愿意让别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这是师父借女儿的话来撞击我那颗嫉妒心，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执著。

今年夏天，同修跟我说：“有个同修听说你和小媳妇（我前夫现在的妻子）打起来了，还骂人家什么什么……”当时听到这无稽之谈感到很可笑，就跟同修说：“这同修怎么不修口？炼功人传这些？我的名誉无所谓，但说话得站在维护大法的基点上。”表面看自己好象没在乎，但心里还是为自己的名誉受损而气愤，对那位同修耿耿于怀。过后才醒悟：这不就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

经过深刻反思，才发现，原来同修间的隔阂都出在我的心性上。自己常常以自己“走的正”自居，瞧不起别人，总是为一点小事埋怨同修，而且常常是不修口，不能体谅在某些方面还有执著的同修，不能宽容同修心性的不到位，做事没有为别人着想。那么，为什么不能宽容别人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的不善。师父《转法轮》中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法天天在学，可是自己并没有对照法去做，没有实修。一直以为自己修的不错，从来没向邪恶妥协过，修炼路上没有污点，别人都不如我，把自己的位置摆的太高了。

一次，我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大海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容量？是因为它的位置低……”。是啊，我把自己的位置摆的太高了。从那天起我一直在努力，把自己的位置降低、降低、再降低。这样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容量，一点一点的学会了宽容。

后来有一次，有一位女同修和我学电脑（上网），迫害一开始她丈夫在外面经常不回家，对她的伤害很大，我心想，换了我早就离婚了。我跟她说，“他那样对你，你心里咋还惦着他呢？”

她只是一笑。她的言谈举止给我的触动很大，就象一面镜子，与我的不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能处处为别人着想，她那么善，而且宽容大度，她不但没离婚，反而把家庭圆容的非常好，对她的丈夫、公公、婆婆以及她丈夫的亲属一如既往，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而且对那个女人还劝了“三退”。

这真的是一种境界，是修到那个份儿上了。今天这位同修出现在我面前，让我感到是师父特意安排的，让我看到自己的不善，让我赶快提高上来。每当想到这些，不禁让我汗颜。几年来，师父为我不知操了多少心，几次点悟我，可都因自己的执著，悟性太差，一直不悟，所以才走的“跟头把式”的，想想真是太对不起师父了。

自己深知距离大法的标准、师父的要求还差的很远，但自己有决心，一定珍惜师父给我们留下的这最后的宝贵时间，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走好这“人成神之路”，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负众生的期盼。

（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