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单位里干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哪个车间都愿意要我们炼功的人，以前单位的产品如塑料桶，薄膜都经常往家拿，炼功以后再也不拿了，同事都说我傻，别人不愿干的活，我去干，而且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别人都说炼功人品行高。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江××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六月之前，我们集体给市领导写信，希望这些”公仆”能真为民做主，向上反映炼功人学功后身体健康，更好为社会服务的真实情况。但是他们却说，这是上边的决定。我们又去省里上访，他们说，这是中央做出的决定。

就这样，我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去了北京上访，这时北京的信访办已布满了警察，变成了抓人办，就在申诉无门的情况下，我走上了天安门打出了横幅，被天安门派出所恶警绑架。后被转送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在那里呆了五天，佳木斯前进分局把我绑架回佳木斯，临走时前进分局支付了七百多元钱的宿费（但是在刚到办事处时，已经把我们身上带的六百二十多元钱已经没收了，直到我走那天也没还给我）。前进分局最后向家属勒索了几千元钱，然后他们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关押，我绝食抗议。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在佳木斯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吃的是发霉的面做的发糕，看不见一滴油的汤，卫生条件极差。恶警把我关在转化队，进行强制转化，没转化的被单独关在一个屋里，把便盆放在屋里不让出屋，队长王秀荣和其他警察多次做我的转化工作。由于我拒绝转化，被关押在严管队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和电视。每天都在变着法的折腾。一会儿不许坐床，让我坐在线轱辘的小凳子上，并且要求双手放在膝盖上，不这样坐，就把我铐在床上。

有一次我在床上盘腿坐着，大队的教导员祝铁红看见了，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床上拽到地上，把内衣袖子都拽掉了，还大打出手，我跟她说：我没有犯法，我是好人，不要这样对待我。那是二零零二年五月，因为长期关押再加上精神与肉体折磨，我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但队长洪伟让我扫厕所，我说我走路没有劲，不能扫。洪伟却说，你要不扫，谁也不许上厕所。没办法我们把脸盆当成便盆，它们还把我铐在床上，还不让上厕所。

劳教所恶警为了利益和权利不择手段迫害大法弟子。二零零三年十月份，恶警再次强迫每个人必须写五书；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在大法中受益颇多，怎能昧着良心诽谤大法和师父呢。我不写，被他们上大背铐，坐在水泥地上两手背在后边一上一下同铐在一起，两只胳膊掰的都要断了，颈椎骨一节一节疼到头顶，头疼的像裂开似的，豆大的汗珠不停的往下淌，里面的红色的羊毛衫把外衣都染红了。手铐的像馒头一样，手脖子全是大泡，恶警孙丽敏隔一会还晃荡几下手铐子，手铐子勒到肉里去了。这样铐了一天，晚上两只胳膊跨在床边的铁上接着铐。

这次酷刑是劳教所主抓迫害法轮功的所长许利峰一手操办的，我们四个人一屋，其中有一个是他亲戚，有一次他去看他亲戚，我们跟他讲真相，他不听，他说就想怎么样把这些大法弟子转化，他前几天去北京劳教所学来了大背铐这种酷刑。

后来我被转到劳教所第七中队迫害。上厕所也要三个人一起去，想尽一切办法迫害大法弟子，管教人员背地里说法轮功的素质比犯人高多了。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让我们做汽车靠垫和坐垫，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八点多，中午吃完饭就干，不让休息。我被大背铐烤的手还不怎么好使，手指尖发麻，不能干活，恶警穆振娟就说，别人怎么能干，还连喊带骂。整天生活在这样的精神高度紧张的环境里，不知一会还会找出什么理由连打带骂，甚至有时还会被戴上手铐。

每天干完活回来还要写作业（不管多大岁数），我不配合恶警孙丽敏，穆振娟就把我拽到一间空屋子里，坐在水呢地上，两手从床上铐过去，胳膊被铁咯得象洗衣板一样一棱一棱的，我被铐了七天。

这个中队人手不够，就把我寄存在九中队，中队长刘亚东更是邪恶至极，她看到我就打我耳光，把我铐在床上，那时我血压已达到一百八十，心律不齐。在这种情况下，刘亚东还让刑犯把被和褥子拿走，床板拿掉两块，还把门敞开，我那时只穿线衣，过堂风吹得我直哆嗦，吃饭和解手只打开一个手铐了。

过了七天，七中队穆振娟来问我写不写，我说不写，她就打我耳光，耳朵现在还耳鸣，恶警穆振娟说接着铐。这样九中队队长刘亚东又把我从床上拽下来，让我坐在水泥地上，刑事犯看不下去，她们就把鞋子给我，让我坐在鞋子上。第二天早上，恶警刘亚东看见了，就把她俩打了一顿。之后，我过意不去，她们说我被折腾到这样还这么坚强，令人佩服。

这两个刑事犯中，其中有一个是信基督教的，抓法轮功时因凑数而被抓进来判劳教两年，她说抓时不让人说话，抓法轮功有指标，给她安了个“闪电教”就判了两年。这时我已经扣了二十多天了。

大队长何强，张晓丹，陈春梅伙同中队的队长刘亚东，高杰，穆振娟，高晓华，孙丽敏一起加重迫害，恶警孙丽敏疯狂把我从没有被褥的床板上拽到地上开始上大背铐，不一会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时看我的刑事犯马上去找恶警孙丽敏，孙丽敏不理会，刑事犯又去找值班的副队长张晓丹，并找来了医生，她把铐子打开，大声叫喊：“告诉你血压不高，还接着扣。”

这时医生给我量血压，她问医生怎么样，医生说吃药吧，心脏也不好，从这以后，就把我铐在光光的床板上，不让盖被，不让睡枕头，整整铐了我三十一天，把我又送回七中队。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站都站不稳，血压高达一百八十，心律不齐，两只胳膊抬不起来，拿不住东西，吃饭都得人喂。这样好好的一个人为了信仰“真善忍”，被劳教所的恶警们迫害成了残疾。

七中队是在三楼，我的身体很虚弱，手抬不起来，生活不能自理，穿衣，吃饭都得同修们帮助，走几步路都很费劲，即使不能吃饭干活，劳教所的恶警们还让我跟着队伍走。我走得很慢，需要用人搀扶，我要求留在房间，因为走路很困难，恶警穆振娟说不行，而且平时在走路的过程中还大喊大叫的，说快走，没有时间陪你，等到队伍走远，她就让扶我的同修回去，让犯人扶我，而且还给犯人使眼色，让她们拖着我走。

等到楼上时，我已经昏迷过去了，而且满身都是泥，恶警赶忙又去找医生，一量血压二百多，马上打点滴。天天如此这样折腾，最后我走不了了，同修就背着我走。

这时我已经到期回家了，恶警穆振娟说给我加期七个月，家人来看我不让见，后来找人才看到我，家人看到我这样子，就问恶警周佳慧和何强为什么来时好好的，现在却给迫害成这样子，手都不好使了。何强吓得直冒冷汗说：那你有什么要求？家人说人被你们迫害成这样，回家调养需要费用。恶警何强却说，要钱没有；家里人又找所长，所长就藏起来；找医生，告诉他人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要负责任。家里人又找住所检察院说明了情况，然后检察院去了解了情况，问我胳膊和手的情况，心脏血压情况。这时恶警穆振娟不知对来人又说了什么。从开始大队长恶警何强，陈春梅，张晓丹和中队长穆振娟，孙丽敏开始弄假材料，还让犯人作假证言，恶警中队长孙丽敏是她直接铐我的，听说检察院来调查，她心脏病复发一个多月没上班。

恶警穆振娟想尽一切办法找事折腾我，最后不行了才把我送进了医院，恶警穆振娟和医生跟着，做的全是假报告，在劳教所量血压二百四十，到医院说正常。家里人几天就去一趟劳教所，找所长，找保卫科长，找纪检委，他们躲着不见，互相推脱，后来家人说如果再不放人，就向上一级去要人，最后他们才把我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