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中共恶党开始诋毁迫害法轮功，我因到北京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被中共恶党非法送一年半劳教，后被加期半年，两年期满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解教当天就被赤壁市公安局和银行领导专车接到了赤壁并关进了看守所，毫无理由又将我关了两年。

在被非法关押的四年中，我进过恶党的十二个“狼窝虎穴”，亲眼目睹，亲身见证了恶党对大法弟子肉体与精神的邪恶迫害。高墙外的恶党高官个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谈的都是什么“人权最好时期的”高调。而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这些高墙铁网内，恶党的“人民警察”对待我们这些失去自由的生命，比对待牲口还不如，其残忍程度超过当年的纳粹“集中营”，恶党的铁网高墙内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一、赤壁拘留所的石灰萝卜丁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嫉，一意孤行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邪恶，大法弟子没有被吓倒，纷纷走出来向世人讲真相。赤壁市蒲纺几十名大法弟子相约在蒲纺公园集体炼功，被总厂公安处以“扰乱公共秩序”之罪名送到赤壁市拘留所拘留15天。15天到后，又以办所谓的“学习班”的名义关了我们个把月。

赤壁市拘留所有一个北山采石场，专门让在押人员为其卖命赚钱。我们被拘期间，每天分班被拉去打石头。有时早出晚归，有时通宵达旦。拘留所强迫我们超负荷从山上拉石头，给碎石机喂石头，有一次我被派去清除碎石机漏的石灰粉，巴掌大的小屋里仅容一人和装石灰粉的小推车，头顶上的碎石机疯狂的叫着，石灰粉不停的往下掉，飘得满屋都是，呛得我差点窒息，憋不了一分钟我就要赶紧跑出去换气，我的嘴变成了“风箱”，身上变成了“黄土高坡”，粘在身上的石灰也不知有多厚了，一道道汗水在前胸后背淌出了一道道沟壑。脸上除了眼珠外，早已“面目皆灰”。外面那些用钱买在拘留所坐牢的判刑人员，见我跑出来，抡起皮带就把我赶进屋。我不停的装石灰，又不停的一车车往外拉，累得筋疲力尽，没有一刻休息的权利。日落西山，我们排队下山，在一口小泥塘洗澡，泥塘的淤泥都快到膝盖了，臭气熏天，等于洗了一个臭水澡。晚上吃干饭，二三两，外加几根萝卜丁。本来吃了一下午的石灰粉，喉咙呛得象火烧，这一下吃的干饭加上带辣味的萝卜丁，喉咙疼的象刀割，几天都没好。

在十五天的被强制拘留期间，我们多次被拉去采石头，有的通宵达旦用木棍往碎石机里面喂石头，手掌被搓得皮开肉绽，有的被拖石车撞昏了，大法弟子石凯有一根指头也被砸断了，而“政保科”与“六一零”也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

二、赤壁市看守所的“滴水观音”与“竹笋炒肉”

由于在拘留所反迫害，“政保科”将我“升级”，关到看守所。别看这是个县级看守所，却是国家“文明看守所”。看守所被两扇漆黑的大铁门关着，左右两边的岗楼上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阴森恐怖，活象地狱。看守所里有二十几个“号子”，平均每个“号子”关着上十个人不等。

刚进“号子”的人都要“走过场”。“号霸”（管教干部指派的那些有钱有势管“号子”的）叫你靠墙站着，背后垫一杯子之类的东西，叫“号子”里每人给你当胸一拳，或叫一人朝着胸口飞腿一脚，这叫“吃馍”，“吃馍”者往往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射而出。

还有什么“弹钢琴”、“开飞机”之类，都是整人的土刑。

最后一关--“滴水观音”。无论酷暑严寒，扒光衣服给你洗澡，先擦一遍肥皂，再叫你靠墙蹲好，把你的后脑勺按到墙上贴紧，一人端水从你的头顶往下淋，非常缓慢而又连续不断。水在流过鼻梁的时候会形成一道“瀑布”，把两只鼻孔与嘴巴整个盖住，等于堵死了气孔，马上把你憋得要死，要是挣扎的话，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拳脚，只好大口大口的吞气，到最后一缸水淋完了，你的肚子也喝饱了。

我在第三次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在萧瑟的秋分中被连续“滴”了十几盆水。

看守所干部整人的招儿更毒。犯人干坏事还怕个“法律”，看守所的干部干坏事谁管得着？手中的电棍，镣铐就是“法律”，铁门一关，想怎么着你就怎么着你，外面谁也不知道。特别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密令保护下，它们迫害大法弟子更是有恃无恐。年近七十的大法弟子刘晓莲就曾被这里的恶警“五马分尸”及“毒针摧残”（明慧网已报道）。它们还采用一种没有内伤的毒招--“竹笋炒肉”。

恶警强迫女大法弟子在“号子”的过道上跪一长排，用细长的竹条死劲抽打她们单薄的身体，特别是裸露的肉体，那种钻心的疼痛有如蛇咬，如毒蜂刺，有的疼得在地下翻滚。

大法弟子没有被邪恶吓倒，还是照常学法炼功，恶警开始耍流氓，在她们炼功时用水泼，一大盆水泼下去，连被子都打湿了。有一次我炼功被姓石的指导员发现，它专门换上一双刚发的军用皮鞋，冲进“号子”里，死劲踢我的脚骨，嘴里还不干不净。这就是中共管制的“文明看守所”。

三、天安门公安分局“背宝剑”

“背宝剑”可能是大陆公安对待被抓人士最普遍的方式之一。那些衣冠楚楚每天在全世界面前升旗的天安门“卫士”也不例外。九九年十一月，我与各地大法弟子在天安门广场炼功，被关进天安门公安分局。里面的气氛阴森恐怖，与外面的广场有天壤之别。那些在广场上兴高采烈的游人们绝想不到眼皮底下的公安分局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充满血腥的恐怖戏。

在下流的叫骂声中，“人民警察”把我们从背后一只手在上一只手在下铐住（俗称“背宝剑”），再要我们面向墙弓着腰，从背后用橡胶警棍一个个抽过去，嘭嘭的响声不绝于耳。再让我们转过身，开始打耳光，挨个打过去，有一个年轻警察嫌不过瘾，竟然跳起来，双手同时打我的耳光，震得我双耳嗡嗡直响，还用极其下流的语言当众调戏两位年轻的女大法弟子。

有一位密云的大姐非常坚定，恶警拿她没办法，就把她几岁的女儿拽过来，让她看妈妈被它们折磨的恐怖情景，小孩吓的“哇”“哇”直哭。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课本上的“警察叔叔”竟然比恶狼还凶！

后来进来一个武警小官，用十指猛插我的胸部，把我当成了练“铁沙掌”的人肉沙袋了。中间，那些警察多次使劲摇动我们被铐的双臂，手铐越摇越紧，疼得我在地下打滚。我们就这样饿着肚子在天安门分局背了近一整天的“宝剑”。

四、咸宁劳教所里磨“锆石”

咸宁向阳湖曾经是被中共下放的文人放鸭子的地方，后来改成了劳教所。九九年至二零零零年这里成了中共迫害全区六县、市大法弟子的黑窝。这里每天早晨给你二两稀饭，中午和晚上又是二两干饭，外加自制的一勺烂腌菜。白天没事干就搞所谓的“军训”。有时干部心血来潮，在开晚饭前要我们刚刚收工回来的在押人员集合跑步，跑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干部还不开心，又要我们走“鸭子步”，一排排象鸭子样从操场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有时点起电灯玩这些“游戏”，累得我们筋疲力尽，而那些管教干部却欣赏得津津有味。

后来，劳教所里搞起了“锆石”加工厂，利用我们这些不要一分工钱的劳力，没日没夜替私人老板加工一种手表里面的装饰品。因为每天定的任务太多，只有极少数手脚麻利的小伙子能完成，完不成的晚上加班直到第二天早上，还是磨不完，吃了早饭，第二天的任务又摊下了，接着干，连着几宿不允许睡觉，三餐饭后只给上厕所的时间，而后排队进车间。我们熬得形销骨立，走路打漂，吃饭都在瞌睡，劳教所却从不叫我们休息一下。就这样我们完全被剥夺了天所赋予人的一切权利，在中共的高墙铁网中连牲口的待遇都不如。

五、沙洋劳教所里的“黄色录象”与“特种部队”

劳教局把全省劳教所里“啃”不动的大法弟子集中关押在沙洋劳教所“三大队”进行所谓的“转化”，我们咸宁市十一名大法弟子也被送去了。这里的管教干部一反常态，对我们特别“亲热”，在我们放松了戒备了的时候，让那些早已被它们的伪善“转化”的学员来“转化”我们。因为我们长期与世隔绝，得不到外面的消息，很容易被谎言与伪善所骗，一旦对它们产生了好感，就容易被“转化”，管教干部则喜笑颜开，晚上还要开晚会以示“庆贺”，后来我们有部份学员发现上了当，“转化”是无稽之谈，当即声明所谓的“悔过书”之类的作废，管教干部马上原形毕露，一脚把我们踢到其它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首先被下到“六队”，白天挖池塘，挑水渠，晚上组织看些污七八糟的电视录象，后来竟然放黄色录象给我们看，我坚决抵制这种败坏我们思想的行为，它们才改放其它节目。

后来我又被转到“七队”，与大法弟子乔左全、张金洲、薛双红及李炳华相遇。我们首先抗议将我们分开关押，要求同居一室，取消派四名犯人轮流看管每人的所谓“包夹”制度，后来拒绝出工，要求无罪释放。我们每天被恶警派犯人拖到田地，有时被铐在田埂的树上，日晒雨淋一整天。一天晚上，劳教所有关领导赤膊上阵，带着七八个恶警到“七队”逞凶。把我们几个轮番带到会议室，先把我们背上“宝剑”（背铐），再用高压电棍电我们的耳根、脚后跟，甚至捅到嘴里电，威逼我们干活。还以冲岗为由把李炳华关进了禁闭室。我们几个都被加期半年。

不久，劳教所成立了一个“严管队”，集中关押各队坚定的大法弟子，我们也被转了过去。“严管队”队长姓张，秃头，经常炫耀自己的一句“名言”——“没有当过兵的男人不是大丈夫，没有进过劳教所的男人不叫男人”。“严管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每天由“特警队”指挥进行强化“训练”。有一天，恶警张队长专门搞了一期“特种部队”的宣传栏，要我们向那些年轻力壮，握枪扛炮的“特种兵”学习。于是我们这些文弱书生，大叔大伯组成了沙洋劳教所的“特种部队”。我们被分为九个班，每班四、五名大法弟子，每名大法弟子再由一名犯人包夹。每天4～5点统一起床，起床前九个班轮流上厕所，每个班五分钟，上十个人要在五分钟内把一上午的大小便全部解决，因为每天上午只有这一次的“方便”权，上午谁要上厕所，恶警就会硬邦邦给你一句——“憋着”。由于坑少人多，加之时间短，我们每次大便都没有解干净，往往刚蹲下来，下个班就进来了，肚子就要胀一上午，所以我们早晨都不敢吃饱。

天没亮我们就被迫围着操场跑步，跑的过程中还要不停的唱恶党的歌。声音小了或没唱者就要罚唱一早上。这样跑到吃早饭。八点左右开始所谓的“训练”。大热天我们被迫穿着劳教所自己做的全棉套装，还要扣上领扣，袖扣。

先是站军姿，要求身子站的笔直，两大腿绷紧，两腋夹紧，恶警在背后突然猛踹你的腿窝时不能弯，否则就要惩罚你。中指紧贴裤缝，中间还要夹根草，草不能掉，还要面对着强烈的阳光，眼睛不能眯。有一次我因没站好，被特警姓郭的队长拉到值班室用电棒电了好一阵。

站完了军姿接着蹲军姿。右腿脚尖蹲着，脚跟抬起，屁股坐在脚跟上，左脚朝前弓起，身体正直，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踮着的右腿上。身体还不能晃动，否则背后的恶警就要给你一脚，还要延长你的时间。不到十分钟腿就要疼的钻心，我们一般都要强迫蹲一小时以上，刚开始好多大法弟子的腿都蹲肿了，有的老年弟子蹲的老泪纵横要求休息一会儿，恶警却破口大骂，不予半点怜悯。

跑步是每天必跑，有时一直跑到吃中饭。跑的过程中还要不停的喊口号唱恶党邪歌。我们跑得汗流浃背，气喘如牛，学员熊旭跑得吐饭，双手捧着吐出的污物还得跑。恶警张队长却说我们没累着，因为我们背后的衣服上没有盐渍。

它们对待残疾的大法弟子也是如此。柳德玉一只腿比另一只腿要短，走路一踮一踮的，恶警同样要他跑步蹲军姿，而且强度一点不比正常人少。身强体壮的李炳华从禁闭室出来时，变得精神恍惚，两只大腿肿得象水桶，难以弯曲，也不知他遭受了什么样的摧残。恶警们照样逼他蹲军姿，跑步，跑不动时，左右两个“包夹”拉着，后面两个“包夹”从背后推着跑，“包夹”还换班。恶警不高兴了就要我们“蛙跳”，两手放脑后，两腿并齐，象青蛙一样往前跳，还要两脚同时着地。一般蹦不了几步，心脏就蹦得要跳出来了，是一种强度非常之大的体力运动。还有什么“鸭子步”，“俯卧撑”，有一次我们被强迫撑了四百来下。

中饭大多在露天吃，再热的天也是这样。每天中午背劳教所的监规，要大声，否则就要惩罚你。背得头昏脑胀的，再让你睡半个小时，以免下午在教室里坐着打瞌睡。下午强迫去听几个恶警队长诽谤“法轮功”的无稽之谈。晚上“坐板”看电视至十点多。之后上演最后一场戏--“严管”。所有白天什么被子没叠好的（恶警要求我们的被子叠得象豆腐块）、唱歌声音小的、进门忘了喊报告的、特别是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问候甚至是递了眼神的、抵制迫害者，统统留下“严管”。“严管”就是重复白天的强体力活动，而且强度还要大。

在恶警的喝斥下，我们在操场上跑着，跳着，蹦着，真是汗如雨下，寂静的夜空中充斥着我们粗重的喘息声。有时，恶警还拿着电棍跟在后面，把电棍弄得“叭”“叭”直响，谁动作慢了电谁。有一次，张金洲因年纪大蹦不动，恶警拿电棍逼他蹦，电得他“啊”“啊”直叫，那种恐怖气氛吓得那些躺在床上的“包夹”也不敢吭大气。恶警把我们折腾够了，它们也累不得了，就限定我们在十秒钟内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上床，而且不准洗身上的汗水，有时连手脸都不准洗。谁要是跑慢了接着“严管”。就这样我们和衣躺在床上，大气也不敢出，怕影响别人休息，满身汗水加尘土，再加之几个小时的强力运动，心脏“嘭”“嘭”狂跳不止，久久难以入睡。好不容易合上了眼，朦朦胧胧的时候又听到起床的哨子了。又接着开始了第二天的所谓“训练”。就这样日复一日，我在这个集中营式的“特种部队”呆了两百来天。

这是劳教所堂而皇之的打着“军训”的招牌折磨我们，而当我们稍有不从时，更是予以无情打击。我们几个在教师不叫恶警“老师”，一段时间天天中午被关在号子里“严管”，没有片刻的休息。恶警还威胁我们要用刑具“伺候”。大法弟子郑德均因拒绝做所谓的作业，被恶警王队长铐在椅腿上电了好一阵。

后记：本人所经历的只不过是中共高墙内每天发生的无数罪恶之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残致死的案例，更有“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惊天黑幕。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事件，并采取积极的行动尽快制止这场迫害。也希望全世界的民众，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在天灭中共的历史时刻做出自己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