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八年得法修炼的，得法刚一年多，邪恶的中共就发起了对大法的打压。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我的心没有动摇，无论怎样，我都要修这个大法。二零零零年三月，邪党两会期间，我和同修一同走向天安门证实大法，因此被带回当地、非法关押，失去了工作。

在七年的腥风血雨中，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深刻体会到：只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在证实法的路上就能闯过一关又一关，就能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就能走完证实法的最后一步。

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实践中证明，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就象《转法轮》中所讲：“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师尊让我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在这种特殊的修炼过程中，让我们不断的放下执著，不断的提高、升华，只要不折不扣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的一切师尊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

二零零一年初夏，我承担了做真相资料的工作，当时的资料点已有两位同修。我去资料点不几天，就有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后被非法劳教。资料点上还有我和另一位同修。一天这位同修突然对我说：“我要是被抓了，谁都不说，就说你，因为你直接做资料。”当时的迫害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同修说出这样的话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内心非常的平静，对他说：“我要是被抓了，谁都不会说出来，机器是我买的，资料是我做的，与任何人无关。”看的出来，我的话让同修震动，同时也改变了他的想法，后来此同修也真正付出了许多。其实我当时说出这样的话，也只能是一个真修弟子在极浅的层次上从“真善忍”法理中所体悟出来的一点点而已；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岂能干出出卖同修的事呢？后来从师父的讲法中，才知道了旧势力所干的一切，自己当初的认识真是太肤浅了——什么“被抓”？我们根本就不能承认这一切。

秋天，甲同修从外地几次打来电话让我去他那里。我听说甲同修在外地建了资料点，还能上网。我想一定是人手不够才这么着急让我去。到了那里，甲同修的意思是让我去某地做生意，挣钱供资料点用。我欣然答应，心想，只要大法需要，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作为一个被大法救度的生命，在大法蒙难时，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本打算在甲同修这里多住几日的，可先去了某地做生意的同修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催我马上过去，我只好提前去了那里。

没想到，我走后第二天，甲同修和另一同修却遭邪恶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非常沉痛。同修们遭绑架，资料点被破坏，我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意识到自己还有重大使命。我要把同修没做完的事继续做下去，无论邪恶多么猖獗，我都不会被吓倒。有师在，有法在，豁出去我也要继续走下去。回到家乡，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建了一个资料点。之后我就考虑怎么建立上网点。

二零零二年农历新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去给一个同修送东西，到了那里看到她神色不对，另一个同修告诉我说：“因传送资料有漏，邪恶在同修这里已经监视一个星期了，它们了解到你经常来这里，可能是准备抓你的。真巧，就今天下午恶警没在这里，你却来了。”回来后我和其他同修商量怎样帮助那位同修，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我离开的当天晚上，那位同修就遭绑架了。这真让我们痛心。其实邪恶监视的那一个星期，师父给了她充份的机会脱离魔爪，可同修却错失了这些机会。这件事让我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同时也鞭策着我坚定的走下去。

二零零二年农历新年，我本打算回家过年，准备除夕晚上回去，初一就回来。可是因故没有回家。农历新年过去不久，有同修给我捎信，让我千万别回家，农历新年期间有两个地方的恶警都开车去我们家抓我。后来听家人说，农历新年前后，它们有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去我们家附近蹲坑。再后来我知道还有另一个省的邪恶也在通缉我。

师尊在《转法轮》中讲道：“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腥风血雨中，我把师父的这段法铭刻在心中，不忘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并在心性上经常检验着自己信师信法的成度。我曾经多次问过自己：如果大法需要你付出自己的生命（当然师父不会给我们这样安排），你会怎样？如果我有丝毫犹豫的话，我认为自己都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弟子。在证实法的路上，我真正见证了师尊时刻都在看护着我，呵护着我，并把旧势力一次次安排给我的迫害全部化解了。

慈悲的师尊安排了几千里外的同修帮我们建立了上网点。同修不辞辛劳，来回往返，还无偿给我们带来了设备，回去时连一分钱的路费都不要我们的；在建点的过程中，同修那种为法负责、为我们负责的态度感动着我们，也激励着我们。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本身不就在证实着大法吗？从同修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

二零零三年的秋天，我们资料点的一个同修在外地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遭到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为防万一，资料点准备搬迁。大家分头找房子，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在没有搬家之前，资料点的同修一边各自向内查找自己，分析同修出事的原因，同时正念面对一切，首先放下了生死。如果邪恶想利用同修把我们说出来，一定是冲着我们的执著。只要我们无执无漏，邪恶就抓不到迫害我们的借口，就不敢利用同修说出我们来，就不敢使同修犯下出卖大法弟子的罪。这样我们才真正帮了同修。

通过切磋，大家的心越发稳定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闲下来就是学法、发正念。这期间，有位同修因家中有事，回家去了。资料点上就剩乙同修我们两个了。因萨斯病还没过去，为了抓住时机救度众生，各地同修需要的真相资料非常多。我们两个也没再去找房子，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印制真相资料上。

一天早晨，我们二人正在吃早饭，房东匆匆走上楼来，对我们说：“下面派出所的人在查房，你们两个别出去。”房东下楼后，我对乙同修说：“房子不用找了，师父法身在借房东的口，告诉我们不让我们出去，就是不让我们搬家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想过搬家的事。一年后，我们那位同修经历了邪恶残酷的迫害，最终正念闯出了魔窟，令人遗憾的是，他再也没能回到资料点上来。

资料点稳定下来不久，我却得知母亲得了癌症，要做手术。按理说我应该带头出力出钱为母亲医治，可是“萨斯”还没有过去，在救人的紧要时刻，我怎能离开资料点呢？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在干扰，同修也说，是旧势力安排我母亲得病来分散我的精力。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在求师父帮助，同修也帮着发正念。我知道母亲从不反对我修炼大法，也从来没听她说过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我的是以法为大，还是以情为大？如果我对大法的认识稍有偏差，旧势力就会利用我母亲给我制造更大的麻烦，甚至还会毁了她。难道我对待自己的母亲与众生还能有别吗？从我走出来证实大法，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师尊，交给了大法，只要我把心摆正，师尊一定会给我安排好的。之后，我建议家人先别让母亲去医院，在家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并告诉他们让母亲每天念“法轮大法好”。他们照我说的做了。一段时间后母亲的病见轻了，一年后恢复正常。如今母亲还主动告诉亲属们念“法轮大法好”。

在心性的提高方面，自己也有过不去的地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好象无论怎样用心去做，都达不到同修的满意。有次真相资料上有列举文革事例的内容，协调人说：“这东西没人看，人家说是搞政治，好好找找你们自己。”海外出版发行的《绝处逢生》我们看着不错，就从明慧上下载下来，做了些送去，可是协调人又传过话来：这么厚的书谁看？还是让我们找心性。为了安全，传递资料都是单线联系，我们只能从协调人那里得到这些反馈，也不能听到更广大同修的心声。传送资料的同修回来后，有时眼里含着委屈的泪水，把协调人的话带给我们。我真感到了举步维艰，心里也生出了不平、委屈。我们没法子走下去了，于是提出让别人去干。协调人就物色人选，可找不到合适的人愿意承担资料点工作，资料点眼看着就得停止运转。

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是邪恶在钻我们心性有漏的空子。学习《转法轮》时，大法指点我要继续走下去。我想起了师尊在《境界》中所讲的：“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那么自己心中的不平、委屈是要把自己摆在什么境界上呢？

通过此事，我发现了自己还有一颗求“名”的心。还达不到那么博大的宽容和慈悲，还不能全面的看问题，还没有真正成熟起来。自己的后天观念在想：长期以来，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舍尽一切的在做真相资料，日夜守护着资料点，保证着资料点的正常运转，容易吗？总想让别人都来理解自己走过来的艰难，最好不要触动自己，少给自己添麻烦。这种偏重于做事，又用做事来维护自己不受冲击的心，不正是该找出来修去的吗？为什么同修要一次次的捎话，让我们找心性、找心性啊。找出这些不好的心，在去掉它的过程中，我又从新挑起了资料点的担子。

（待续）

（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