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义宝八次被邪党绑架拘留，一次被抄家，二次被非法罚款共二千元，最后一次被非法判刑五年，在石家庄北郊监狱七监区遭受高度的摧残，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到期释放，于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离世。

许义宝，男，1963年出生，河北省涿鹿县涿鹿镇东关村人，1995年开始修大法。1999年7.20以后，因为替大法说句公道话，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受尽了邪党的残忍迫害。下面是许义宝离世前留下的没有写完的七年受迫害部份经历：

二零零零年三月四日，我同几个大法弟子去原来的炼功点（大仓）炼功，被涿鹿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六一零）绑架，强行送往看守所，有几个当时就被关押。之后我和几个大法弟子被送往涿鹿镇西关村的会议室里，之后下午涿鹿镇派出所恶警王建民就向我要五百元钱后，我就回家。

二零零零年三月九日又被涿鹿县公安局国安大队绑架拘留。当时恶警周效、马建军去了我家把我带走，到了公安局，恶警董飞对我又打又骂。恶警周效、马建军也是又打又骂，到了下午，他们把我送進了看守所，被关押十五天，到了出来的时候，他们要罚我一千五百元钱，我把钱给了恶警马建军，我给他要凭据，他没有给我任何凭据。

我在二零零零年十月六日去北京上访，十月二十六日，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被绑架关押大约六天后送回涿鹿看守所关押，在北京的看守所里受到了各种体罚和殴打，在涿鹿的看守所里遭受到恶警董飞和马建军的打骂、恐吓，十五天后我回家。

紧接着十一月二十三日又被从家中带走，问我还炼不炼功？我坚持还炼，这就又送進了涿鹿县看守所被关押十五天。十五天后我回到家里，我天天要干活，每天出去干活，就在我正干活的时候，他们从工地把我找到，问我还炼不炼？我说我还炼，就又送進涿鹿看守所。当时正是腊月二十五，这事就是涿鹿镇的邪党恶人张军干的。

在涿鹿看守所里他们让我和陈有忠（也是大法学员）看电视。演的是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几个自称是炼法轮功的人的闹剧，我看了以后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和大法相背离的。看完后我就给看守所的值班人说他们不是大法弟子。首先说自焚，就是自杀，因为师父讲自杀就是杀生，而修炼是绝对不能杀生的，就在这一点上就可以认清他们，他们不是大法弟子。在这场闹剧中，他们所表演的这些谎言，和恶毒的谣言是很多很多的，现在都已被揭穿了。在涿鹿看守所的这几天里经常受到罪犯的痛打、恐吓和不让我解大小便，到了十五天我又出来了。

在二零零一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有几个公安部门的人，他们是涿鹿镇派出所恶警汪大根等人，把我从家中绑架到涿鹿镇派出所，问我还炼不炼？我说还炼。他们就给我带上背铐。这一次他们不讲什么，就把我送進了涿鹿看守所，又被关押十五天。十五天后是五月九日，到了五月十日又对我家進行监视，他们把我带到涿鹿镇，到了第二天早晨二点多钟又把我送進涿鹿看守所。过了十六天后才把我放了出来。

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涿鹿县公安局、县六一零的恶警董飞、马建军中午去我家里抄家，他们看到了我曾用过的纸张，知道了在大街上的大横幅都是我写的，就把我又一次绑架走了。

在公安局的楼上，恶警董飞和马建军强行将我的手去按手印。然后他们就把我送進涿鹿看守所长期的关押。涿鹿看守所里遭到一个叫马爱丰罪犯的殴打，击打我的头部，打出了一个大包，头痛了很长时间。我经常受到恐吓，后来得知是恶警在后面指使。

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涿鹿看守所让所有的被关押的人员练队列，我不练队列，他们打开牢门進去打我，然后给我戴了大约二十七天的脚镣。

在二零零二年的七月我被无辜的判刑五年，当时让我在判决书上签字，我都拒绝签字。过了几天，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五日被送往涿鹿监狱，在八月七日又送往石家庄北郊监狱（河北省第四监狱）。

在石家庄北郊监狱七监区的那一段，四年的时间里，我在一中队受到恶警甄军以及他指使的犯人苏永红、刘兵新、陈瑞福、周小东、唐永社、张爱国等罪犯的恶毒谩骂和恐吓，多次强行让我违背我的意志干我不想干的，如写什么遵守监规纪律的保证和背监规等等。在刚到七监区，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七日监狱对几个大法弟子進行了转化及迫害。我被监狱里的恶警关在一个小屋里，每天大约有五、六个恶警对我说他们的认识，常常辱骂我们的师父和大法与我，他们不让我说话，我善意的给他们说，他们不爱听，我经常受到恐吓与侮辱。

由于天天都是这样的，将近一个月了，我的大脑思维有些开始不清楚，有时很混乱，就在这样情况下，一个叫冯福利的邪恶钻了空子，逼我写了（所谓）的“四书”。当时事过没多长时间，我就心里非常难受，就觉得我对不起师父和大法，每天我责备自己。到了零二年十二月九日我写了一个严正声明交给了恶警甄军。当我一切全都否定他们，给他们讲我没有犯罪，你们不应该让我干这些，我是无辜的。他们就大打出手，根本就不讲一点理。

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坚持一切不配合，拒绝无理的要求，恶警甄军又指使罪犯黄辉、李志强等人把我叫到库房拳打脚踢，当时的日期是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下午五点以后，这一次这几个人在库房里从五点以后把我叫到库房就打，打了一阵，就把我按住弯下腰头顶住墙，把手从后面背起来把手举高，用竹片打我的手，把手都打破打肿了，然后用脚把我鼻子踢的血流不止。

这还不行，恶人李志强用一个凳子举高用力砸在了我的腰上，当时我大叫一声就倒在地上，就觉得我的腰腿脚都动不了了，这时已经快晚上九点了。他们不让我睡觉，一直站到早晨三点我才休息，到了早晨六点就又逼我站到七点多，然后出工后又到工地上站着。他们就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在折磨我。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没有过几天他们又把我送到转化班去转化，当时是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八日大约上午九点，到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一个的单间楼上，有一个岳玉X恶警就硬强迫我反坐小凳子（腿朝上，面朝下），同时有几个经常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李卫柯、张某某用竹板打我，同时指使苏永红、高明月、赵玉文几个犯人打我，不让我睡觉，这几个犯人为了捞减刑材料（功劳），对我進行打骂、恐吓、侮辱，恶警教他们逼着我看邪恶的书，致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和迫害。

在七监区的单位里经常受到监狱恶警指使的罪犯打骂、侮辱和体罚。到了二零零四年又来了新的队长，以前的恶警甄军调走了。有一个叫曹颜周的恶警接管了一中队。他也是逼我走队列，我对他说我的脚不太方便，我不走队列，他不理我说大队规定必须走队列，我没有办法在走队列的时候，他们说我影响了他们扣了他们的分，恶警曹颜周就指使着犯人X志波强行逼我站着。过了几天也是让我干活，每天干很多的活，每天加班，大多都是加到晚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有时还加长夜。他们知道我干不了那么多活就硬逼着多干，干不出来就打骂、体罚、侮辱我。

二零零四年的十二月二十日这个恶警曹颜周说让我写年终总结。因为当时我用正念看问题，不写这些才是正念，如果写我自己心想着就讲真相式的写，如果不写就什么也不配合他们，我也知道他们必须让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写。这个恶警曹颜周见我不写就不让我在屋里，让我在院里站着、冻着。当时还是下着大雪，这场雪下的很大，这时已经是数九寒天，我就是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情况下站了到三十一日到元旦放假，到了零五年一月四日还让我站着。我因被打骂、体罚造成的腰部疼痛、脚麻痛、头晕，我要求休息，几次找他们谈，对恶警们说我必须休息，我的身体很不舒服，强忍着干活干不了。这位曹队长不准我休息，只有一次让我休息了一天，另一次让我休息一天是他们为了他们的目的。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有个罪犯叫赵二棵的人对我進行无理的殴打，我把这些事告诉了恶警曹颜周，本来我的腰部有伤可这个罪犯对我大发脾气，拳脚齐上，当时的许多犯人都看着。我当时行动不方便，不敢多动，我就慢慢的走到恶警曹颜周经过的地方等他，对他反映了这件事，他也问了经过，我详细的说了经过，他们觉得赵二棵没理，就说不让他当组长了，意思是你别说别的了，不让他当组长还不行吗？这根本就不是我的要求。我不管他当不当组长，实际上有犯人说就是没有这件事恶警曹颜周也不想用他了。我当时只是想说个公道，难道这样的罪犯还能减刑吗？

可是这个罪犯却逃之一边，恶警们一点也不追究他的暴力行为，反而为他开绿灯，为他安排亲戚接见住宿几天，有确切消息说这个赵二棵以前在一监区因为没让他亲戚接见住宿，他要打这里的恶警，当时在一监区的恶警还很怕这个犯人，后来调到七监区。在一监区的时候罪犯赵二棵就殴打过大法弟子李正忠，这是后来听监狱里和赵二棵认识的人说的，听说打大法弟子李正忠也是相当狠毒的。这个赵二棵就是一个极其恶毒的罪犯，这样的罪犯在逞凶的时候，作为监狱的恶警们就这样的处理问题，使其逍遥自在，只是不让他当小组长，这就算处理问题了吗？这难道还不是警匪一家吗？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了。几年来整个中国的监狱、劳教所现在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叫张爱国的罪犯，经常对我進行威胁、恐吓、侮辱。恶警曹颜周安排让他监视我，张爱国恐吓威胁说：你以后要不听我的，就找曹队长说，我就要打你了。随着就对我進行极其难听恶毒谩骂，这样的事是经常性的，这里的罪犯太猖狂了，这些都是中共政府恶警指使他们这样干的。在这个北郊监狱里大多数七监区的恶警都参与了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弟子的活动，有些直接参与的恶警和罪犯手段都是见不得人的，很下流的，他们专打人的痛处、穴位、敏感部位，不让人睡觉……

（注：以上是大法学员许义宝离世前自己写的受邪党迫害的一部份经历，涉及到的名字是发音，不一定准确，经历还没写完就去世了。）

从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许义宝受邪党迫害七年的经历，看到邪党的惨无人道，这远远的超出了老百姓的想象。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就在每个众生身边发生着，更可怕的这一切又是那么的在中国普遍、在大法弟子中普遍存在，又有多少远远超出许义宝受邪党迫害的大法学员不被人知而不明不白的离开这个世界呢？

许义宝的经历，相信会唤醒众生正义的良知，唤醒那些仍为邪党卖命迫害大法弟子的人的良知，停止迫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