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初，我就开始莫名的发烧；五月中旬住进市医院治疗，效果不大，后又转院一次，经医院多次检查未能确诊，大夫建议去天津医院查一查，于是我出院回家准备去天津。在临行前一天晚上，好友（大法弟子）来我家叫我心里虔诚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然后她抄《论语》给我叫我去医院检查时有时间就看，我答应了。

在这之前她曾多次和我说过，我虽然不反对大法，但对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事不太相信，没想到这次大法的神奇竟在我身上展现了――天津医院确诊说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怎料九月份我又突发脑出血，再次住进了医院。大夫一看我的情况，让家人回去准备后事。回家不几天，又出现癫痫、抽风，腰还拧了。在极度痛苦中，我又想起了“法轮大法好”，天天念，丈夫也帮着念。病情渐渐的稳定下来，慢慢好了。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帮我闯过了鬼门关。于是在二零零四年过年时开始自己学法炼功，可坚持了一段时间，身体没什么事了，也就不精進了。时至二○○六年初夏，一直没出现过病状，但医药费已花去十一万多元。

二○○六年七月底，我又开始发高烧，在家输了十一天液未见好转，却越来越重。我不想再治了，想好好炼功，可家人不干，这样我又住进了医院，长达一个多月，各种好药都用尽了，却高烧不退，只好长期用激素退烧，但也只能维持在三十八、九度。此时肺里已积水，医院也已确诊为白血病晚期（家人一直没敢告诉我），而医药费又花去了五万九千多元。

好友又来医院看我了，见到她我心里难过极了，止不住的哭泣。这时她告诉我说：“云珍，这不是病，是因为你得法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做好，邪恶在迫害你。师父告诉我们不承认它，发正念清除它。”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我的“病”情还是越来越重了，听大夫说去天津换骨髓能有些希望，但费用最少也得五十万元。丈夫想带我去，因他已作了卖房的准备。

九月一号给我办好了转院手续，天津方面也联系好了，四号准备动身。我发自内心的不想去，又哭了。就在去天津的前一天晚上，我的体温又升至四十四点四度，血压四十至六十，脉也几乎没有了且全身浮肿。主任大夫对我家人说：“不用去天津了，她这种情况会死在路上的。前几天和你们说请天津专家也是想给她点希望。为何迟迟未到？其实我们都知道，她这种情形谁来也没用，而且请一次专家需两千多元还得管饭，又没票报销，不如她想吃点啥就给她买点啥，住院也顶多再维持一星期，回家也超不过两天了。”听得亲人们不住的落泪。

当时我虽然不知道大夫说的这些话，但也感到好象生命已走到了尽头，不如早点回家，就是死也死在家里。我还想到上次大法救了我一命，我若精進也不会是今天这样子。真后悔没有珍惜以前的时光，愧对师父，愧对大法。我发自心底的喊了一声：“师父，救救我！”这时我心想，只要有一口气，回去一定坚修大法到底，把这条命交给师父，交给大法。如果真是寿命到了，死也不后悔，一定不怨师父，不怨大法！

那天晚上一直昏迷不醒，别的不知道了，只记得有点意识时满脑子都是想回家学大法的念头。说来也奇了，到夜里两点多钟就缓过来了，可以稍微动动了。本来亲人们还是不愿让我出院，女儿说：“妈妈想回家，不想死在医院里，就让她回去吧，回去就修大法，要是好了呢，妈妈捡条命，要是不好呢，也不怨师父，不怨大法。”就这样我于九月七号出院回家了。

就在回家的当天下午，一位大法弟子马上找来几位同修帮我发正念，清理我家和我的空间场。然后我们一起学法，我一直坚持坐着学完一讲。

因大夫说我出院活不过两天，夜里丈夫不敢睡觉。我能睡熟，比在医院轻松了许多，而且是在没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

第二天大法弟子们又来和我一起炼功、发正念、学法，我的精神又好过前一天。

第三天丈夫非要给我量体温，结果一看体温计36.9度。丈夫喜出望外，连说：“真神啦！”一颗心踏实了。

第五天我想吃萝卜馅的饺子，我见丈夫一人忙，就和他一起包饺子，晚上女儿放学回家看到我的变化也非常高兴，现在我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回想这么长时间以来，在大、小医院能用的药几乎都用遍了也没管用，还差点把命搭上。而现在我一粒药没吃，一针未打，只是和大家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气色越来越好，且行动自如（此前大小便都要人伺候）。

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丈夫也不得不相信大法好，现在他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每天和我们一起学法、炼功，还说一定好好修。

因为我娘家人受恶党毒害很深，以前全都不相信大法。现在，在事实面前，他们也全信了，全家人都三退了。过去大姐最不信，一提法轮功就撇嘴，如今看到被医院判了死刑的妹妹通过学法炼功迅速康复了，连说：“真神啊！难怪那么多人信呢！要不是亲眼所见，到死我也不会相信的，你快好好修吧！”

想到师父再次救了我一命，救了我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千言万语却找不到任何语言能表达对师尊的感激之情，唯有坚定实修，把大法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