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2003年前，在五大队任指导的杨指导员和后来的常教导及佟大队长和杜队长（近30岁），还有其它各大队的恶警，为了加重迫害就利用刑事犯来充当打手，给表现卖力的犯人减刑。这里的刑事犯越坏的，越被警察重用。这些犯人在恶警们的怂恿下公开叫喊“五大队就是当年重庆的渣滓洞”，打死了挖坑就埋。他们为了达到所谓的“转化”的目的，用尽了各种手段：长期不让睡觉，有的队时间长达半个月到一个月之久。最多每天晚上能睡2到3个小时。有时是连轴转，白天干活，夜晚罚站。

恶人们用刑时经常选在晚上，方法多种多样如：强迫法轮功学员双盘后把人塞到离地面只有一尺高的床下，只许露出头部，两只胳膊要悬空，不能接触地面，稍有不到位或坚持不住就用鞋底子向头部狠打。严管期间不给水喝，有的学员就利用饭后洗碗的机会打一瓶水，如果被发现就是一顿暴打；不许大小便。有的学员因忍受不了这种痛苦，就跑进厕所，结果遭来的就是木棍打，冷水浇。

三伏天长期不让洗澡，不长时间，学员的身上都生了疥疮。不法人员们又生一计，强迫大家扒光衣服在太阳底下曝晒，一晒就是一天，不给水喝，不让大小便，几天过后有的学员腿部下肢全部溃烂，身上大面积疥疮，连双手都是疥疮，流着脓。就是这样脏的身体每天还被强迫劳动，用手操作，做豆制品加工，还有各大饭店及饭馆所用的卫生筷子都是经这样的手包装出来的。

在强制劳动时，恶警队长利用犯人监管，手里拿着棍子看到哪个学员动作慢了就拉出来一顿狠打。有的学员因长期缺觉，干活时打盹睡觉经常被打；还有的学员因屁股全是脓疮痛的坐不下，就双膝跪着干活，收工后回到号里还要被强迫长时间“坐马扎”，背向门口，不许有一点动静。如果有一点声响暴徒就会突然从背后拳打脚踢。大多数学员屁股溃烂生疮，坐马扎上痛的钻心，脓血和裤子被撕裂开来，在坐不下时再粘，再撕。

因长期的伤痛，很多学员身躯变了形，上身驼背，下身痛的一瘸一拐。就是这样还要被强迫集训长跑。后来年轻的杜队长想出办法，说是给大家治伤，叫几个犯人按住一个学员用刷子把身上结了痂的疮刷掉，然后用冷水浇身（在冻天里）；过两天后结了痂再刷掉，伤口鲜血直流，痛的学员大叫不止，名为“治伤”，却不给上药。就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是如此不放过，尤其在冻天里，要强迫学员每天洗冷水澡，满身的伤，再加上冷水浇，事后不管发烧多严重也要干活。

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恶警安排犯人“包夹”，一切行动寸步不离。学员间不许说话，如果被发现说话，就被拉进卫生间用备用好的棍子（在水缸里经长期被水浸泡过）毒打一顿。学员们因为身上长了脓疮，所以不允许碰屋内的任何东西，如果身体碰到床边就要挨打，不许学员们睡床，每天就铺块木板钻到床下睡觉。有一段时间连木板都不许用，就只好找一个方便面纸盒打开了垫在地上睡觉，起来后把纸盒藏起来下次再用。在监室里是有许多整人“规矩”：拿东西时不准发出声响，经常是不知何故就被拳打脚踢。

每天早晨不到五点起床开始一天的劳动，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做出口的产品时（如插花）为了赶任务，晚上加班时怕上级检查，经常被哄进厕所、卫生间干活，在很脏的地上没有任何劳动条件的情况下做插花工艺。晚上都被强制集体在队里排队，单腿下跪问队长好。有一次，我不跪，散了后，被叫到办公室，姓杜的队长就用胶皮棍打，打完之后，叫两个刑事犯，拳打脚踢。

每个月的接见日，经常是被限制的，哪个学员被用刑后要伤好以后才能够和家人相见的。每次会面时都在众多的队长监视下和亲属交谈，劳教所里的暴行是不得传出的，每次接见后，杜姓队长都要亲自查物，如果发现哪个学员藏有纸条就会遭来一顿电刑拷问的。

后来队里为了完成“转化”指标，购进了一批15万伏的电棍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为了掩盖真相，恶警们就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轮番电击大法弟子。在那恐怖的日子里，有的学员不堪忍受酷刑，有的撞墙，有的割腕，惨不忍睹。2003年农历新年后，强行转化，专门成立了一个队突击转化，有个姓常的指导员，具有特种手法，加班加点，搞电刑时，为了不让人听见用刑，把录音机放音乐声音放到最大。

有一次，大法弟子朱刚被打的脸肿圆了、红了、眼睛小了，都辨不出模样来了，那是在大家都出去干活的时候，佟队长指使包夹的刑事犯用鞋底抽，姓佟的队长还说是“坏人打坏人”，又把这个刑事犯调到别的队，后来什么说法也没有。

劳教所还有更卑鄙，更下流的手段用来迫害大法弟子。曾经在明慧网上曝光的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唐坚老师就是在它们的邪恶酷刑下被迫害致死的；周向阳也被这样用过酷刑，目前他的父亲周振才，六十岁的老人了，也被关进双口劳教所迫害。

以上内容是我从双口出来后回忆的迫害事实，我所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双口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中何只这些，目前仍然有很多大法弟子在里面遭受非人的虐待，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