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4日晚8点左右，我在屋里洗脚，准备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我丈夫回来了，前去开门。门还没有完全打开，就闯进四个人，穿着警服，手提电棍。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高个子警察说：“你甭管！”我说：“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我向他们要证件，高个子警察说：“我们进来你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吗？对付你们这样的人，不需要任何证件！”

恶警说完，进屋乱翻一通，我制止他们也不听。他们翻出一个录音机，两本《转法轮》，两盘炼功带，一盘音乐带，和几份经文。他们问我，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因为我身体有病才炼的法轮功。他们说，你不用跟我解释，向上边说去。扯起我来就走，我不走。恶警何雪健就用皮鞋踹我，另一个恶警拖我上车，走的时候家里门都没有关。我穿着单衣和薄布鞋就被他们推上车。

到了大队我刚要下车，他们又把我拖回面包车里，把我和我们村一共六个被抓的人又拉到了东城坊派出所，关进值班室。他们连夜对我们六个人进行了所谓的“审讯”，何雪健和王增军“提审”我。何说，你老实点！不老实拿电棍戳你！他拿着闪着电火花的电棍在我眼前直晃，用电棍照着我的腰腿连电带打了两下，打的我站不起来，蹲在了地上。他把我提起来，用右手左右开弓打了我两个大嘴巴。当时我眼冒金星，脑袋都木了，嘴角流出了血。

在恶警何雪健打我时，恶警王增军说：使劲打，这样人就是打死了也没人偿命。他逼问我：村里还有谁炼功。我说没有。何雪健又打了我两个嘴巴。后来他连续抽我嘴巴，用皮鞋踹我的胯骨。逼供完了，我不识字，不知道他们写了什么内容，他们就强迫我签字。（后来才知道，在笔录中说，他们编造说我承认村里有30多个学法轮功的，传到村里，很多村民都恨我了。）我回到了值班室，这时已经晚上12点多了。当时刘季芝还没回来。刘季芝回来后对我说，这些人都不是好东西，是流氓，那个小东西（何雪健）绝好是个流氓（方言：十足的流氓）。我觉得根本不可能，赶紧对她说，不要随便说，咱们年龄都这么大了（何雪健像我们孩子辈年龄）。我们是大法弟子，说的话不对要被他们说成是造谣。到了半夜两三点钟，人才全部放回来。那天夜里我一直发正念，铲除邪恶。

25号上午9点左右，家里送来早饭，还没吃完，他们又强迫我们打扫卫生，拖地、扫院子、擦玻璃，一直干到吃中午饭时间。还没吃利落，他们又强迫打扫卫生、擦汽车。何雪健见我没文化，他就戏弄我，说：你不是站不起来吗？我给你干站不起来的活，强迫叫我满院子里捡烟头，不捡的话就要对我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痛打我，恶警还说：“少废话，让你捡，你就捡，你是不是要让我费费事啊？你给我捡，捡完以后你给我数，数差了一个，就给你一个嘴巴子。”他强迫我满院子里捡烟头，还抽完烟故意把烟头往远处一扔，再让我捡回来，把烟头捡到一起，让我数数。说：数不对，就用电棍戳你！

一个在食堂做饭的妇女看不下去，指责何雪健，你这不成地主了吗？他不屑一顾，狂妄地说：我想叫她们干什么，她们就得乖乖地干什么！她们敢不听！不听我就揍她们！说着，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得意地哈哈大笑。我在身后看这小子太可恶了，就求师父加持，让他遭恶报。我心里暗暗使劲，双手比划着推了他一下，他坐在椅子上不知怎么的一个趔趄，向前摔到台阶下。他狼狈地爬起来，惊魂未定，但又给自己壮胆说不怕，坐回椅子上，逼着我们干活。

干完活刚要坐下，他就点名刘季芝，你过来，把她叫到了他宿舍。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刘季芝才回来。她一进门，一头扎进我的怀里，哭喊着说：大婶啊，我不活着了！我说，你怎么着了？她说：何雪健强暴了我。我不敢相信昨晚她给我讲的话竟然是真的，又问了一遍：真干出这种事了？！她说：是真的！她又扑在我怀里哭。她说，要不是师父讲自杀是有罪的，我当时就撞桌子不活了。急得我也直哭。刘季芝说，你们要注意呀！

这时何雪健又叫走了韩玉芝。我非常着急，我求魏宝良、汪贺林说：你们冲冲他们吧，季芝都这样了，她（韩玉芝）年轻，更好不着！他俩犹豫了一下，想站起来又坐了下去。时间不短，韩玉芝回来了，满脸通红，一句话不说，独自掉眼泪。紧接着何雪健又把她叫走了。急的我直拍巴掌，扒在窗户上向外张望，看见她干活去了。

下午四、五点钟，韩玉芝的丈夫刘建增把韩玉芝接走了，魏宝良也被保出去了，因为串门被抓来的贾艳芝找机会逃出了。剩下刘季芝、汪贺林和我，我们三个人挤在值班室。到了晚上，天气很冷，晚上10点左右，王增军把刘季芝和我叫到了他和何雪健的宿舍。宿舍里摆着两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何雪健在床上躺着。他们让我和刘季芝坐在桌子旁边过夜，刘季芝和我一看他们没安好心，就赶快往值班室跑，何雪健一把没抓住我，悻悻地骂了一句：让呆着还不呆着，不识抬举！要不是他白天兽性折腾的差不多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王增军说：怎么的怎么的，让你们呆着还不呆着，你们那屋象冰一样。我说不在你这屋里。王增军骂道：……给脸不要脸，让你们进屋暖和一会儿，还不愿意，不愿意拉××倒。王增军又假惺惺地把汪贺林叫到宿舍过夜。从被抓来我就穿着单衣服、薄布鞋，忍冻挨寒，在值班室里的这一夜，更冻得象冰棍一样，真难熬啊！

26日早晨，70多岁的老公公和18岁的儿子，跑了一宿借到一千块钱，满怀希望地要保我回家。找到姓邢的指导员，邢说：谁××告诉你的一千块钱？！让你们哄小孩呢？！儿子哭着出来了，见到我说，妈，你冷不冷？我说，没事。我问他刚才怎么回事。他说，你甭管，就走了。柴玉桥过来，我又问柴怎么回事。柴说，你家拿了多少钱？我说一千。柴说，谁告诉你们一千！？够干什么的？三千！我头脑嗡的一声，一下子瘫在床上，半晌动不了窝。十一点左右，我儿子、汪贺林家属和刘季芝的公公分别凑足了三千元，把我们保出来了。

回到家才知道，这三千块钱是怎么凑齐的。借岳桂和1500元，张志华500元，张志林300元，刘长河200元，张国水500元。其中借岳桂和的1500块是他倒卖饲料的周转金，答应把人保回来后就还钱。人出来了，可钱用什么还哪？作为农民负担原本就大，我们家生活本就贫苦，这两年一有点风吹草动的（指政策性的迫害法轮功）不是抓人就是罚款的，搞的我们生活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了，现在望着这凭空捅出的大窟窿（债务），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

现在，东城坊镇的政法委书记宋小彬、综治办主任柴玉桥、还有王会启等人已经驻入西疃（汀）村，村里安排了巡逻队。他们扬言，要把流离在外的两个受害人，还有我和汪贺林两个现场的间接证人抓回来，如果谁能提供线索、抓到一个，就给10万元奖金。

为免遭它们的毒手，我被迫流离失所。此前，不法人员们还威胁一个证人汪贺林说，要把他们抓到南马监狱再“放”出来，给上面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