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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女子劳教所被关押的大法弟子问师尊好！感谢全世界大法弟子关心、并帮助发正念铲除邪恶。感谢国际组织、有识之士关注在这里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正念正行闯出魔窟。

我是四川省隆昌县大法弟子高艳，98年11月16日得法。99年“4.25”之后多次被当地公安、“610”骚扰、抄家、罚款，曾3次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达130天。2次关押看守所170多天；2次关押转运站；2次劳教，第一次一年，第二次3年。被“610”勒索现金2万5千元，还有精神病院住院费五千多元，总共3万多元。在这场迫害中，我丈夫与我离婚。6年来，我从精神到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痛苦的折磨。现将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告知世人，请“追查国际”就邪恶中共对我的迫害展开调查，把恶人绳之以法；也希望国际组织有识之士通过我的遭遇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真象。

99年“4.25”后，我因要与功友到县委上访，被县“扫黄办”强行带走，隔离几小时，并恐吓说要枪毙我，逼我交出大法书。

从9月10日到2000年1月5日前，单位公安股长宋德文多次到我公司和我公司领导一起威胁我，不允许我儿子童园洁继续在省重点中学上学，扣发我工资直至开除工职。他们还威胁我丈夫，致使他多次殴打我。

2000年1月5日隆昌县第一派出所的几个干警到我单位找我。他们想恐吓，让我写不上访保证，我坚决不干，其中一个高大的男公安又把手铐在我眼前晃了又晃，女公安钱兰英紧紧相逼。我给他们讲道理，于是他们找来我丈夫单位的厂长，叫我交单位和家里的钥匙。当时，我想我的生命是属于大法的，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坦然不动，面无惧色。他们强行把我带到看守所叫我签拘捕证、按手印。我说我又没有犯法，为什么拘捕我，拘捕证上为什么没有填写拘捕理由？恶人说：“我还没有想好给你填什么罪名，但是我们的要求是‘就像国民党对待共产党那样’（指著名共产党小说《红岩》里的地下党员江竹筠）。”我立即说：“是共产党对待法轮功。”我被强行关进看守所。当时我丈夫出差在外，儿子只有14岁，身边无其他亲人。

1月5日到3月27日，县“610”先后多次找来我丈夫逼我、打我，还有儿子、亲人对我进行亲情引诱，又找来邪悟的原隆昌县辅导站站长阮长安给我写信，欺骗我，我坚信师尊，不改信仰。农历新年快到了的时候，他们又找我丈夫，当着我的面让他替我保证，我默许就行。我知道这是他们在耍花招，我坚决不答应。在看守所里，我每天都跟同室的人讲真象，使她们很快了解大法，相信大法。有个女孩告诉我她妈妈也是炼法轮功的。还有的人说，她如果早知道做了坏事要遭报应，说什么我也不做。她们和我一起学法、炼功。一天所长巡视，竟以我炼功为由，强行给我戴了一个星期的脚镣。

3月27日我工作的单位公安、领导及县“610”一起骗我丈夫说：“单位为你交了4800元保释金，我们接你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我不去，丈夫也不同意，他们强行把我押上车，从看守所直接关进精神病院，强行给我打针、灌药。三天后我丈夫来看我，医生对他说“610”不准我与人接触，医生、护士监视我的一切行为。不准我丈夫进病房，别的病人听说是找我的，就来告诉我，那时我已被他们的激素药整得头昏眼花，浑身颤抖、站立不稳，整个身体肥胖得像个痴呆儿，但我还是坚持扶着窗喊他，他只听声音，在我面前来回寻找，我说我是高艳，他惊呆了，怎么也无法相信，平时，年轻、好打扮的我，几天之后会是这个模样，他哭了，过了好久，我安慰他说：“没什么，你工作那么辛苦，想开些，别把身体气垮了，还要照顾儿子读书，起早贪黑的不容易，保重身体，一切都会好的。”

“610”来看我时，有人问梁诚，为什么把高艳关进精神病院，他说：“我们就是要打垮她的意志。”我说：“放心吧！我是金刚之体打不垮。”

直到5月底的一天中午下班在公路上，丈夫被摩托车从后面撞伤了，“610”才同意放我回家照顾他。丈夫拄着拐棍和单位领导给我办出院手续，这次在精神病院被折磨了60多天，花了一千多元“住院费”。

2000年7月15日我和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18日在北京火车站被单位公安、领导及县“610”强行抓捕，当日返程。在火车上，女公安钱兰英没收了我们的钱，大约两千元我们集体绝食。21日到隆昌后，我第二次被关进精神病院。同时被关押的还有兰珠江、俞斌、汪友碧。我们4个人继续绝食抗争。“610”又逼着我们每人家里交5千元遣返费，并多次轮番对我们提讯。这次我们绝食13天，到7月31日，“610”骗我们说8月1日放我们回家，结果一直未放。

9月8日“610”又用专车把我押送到资中“四川省女子劳教所”，让那些邪悟的人转化我。我说她们是背叛师父、背叛大法的。“610”败兴而归。回隆昌后直接第2次把我关进看守所，连拘捕证都省了。这次住院又是一千多元。

12月中旬，我被原单位强行买断工龄，失去了工作。“610”看到我买断工龄，有点钱，有油水可捞，就强迫我丈夫交2万元保释金，我才能回单位办手续，我母亲和丈夫多方借钱，总算放我回单位办了手续。

丈夫在我的帮助下，认定“610”是违法的，是迫害我的。他找了一个律师朋友为我打官司。但这位律师不敢。有律师告诉说：“童老师，不管你给多少钱，也不敢为你高艳打官司，谁给打，谁关门，这是上边的红头文件。”

2001年1月19日，丈夫上了一会儿班就回家了，对我说他要和我去办离婚手续。他哭了。他是党员，儿子又要高考了，“610”以儿子不得参加高考为由，让他逼我放弃修炼。他打我，他父母、妹妹都说：“高艳要炼功就把她的双腿打断。”我一直平和地与他讲道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理解他，宽容他。他选择离婚，我也能承受，也不感到意外。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劝我：“春节要到了，离什么婚呀，再说离婚也要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县里不给办，他说那就签个离婚协议吧。我说：“好吧，反正‘610’多次抄家，天天逼你，你也受够了，离开了你安静些，但是你可要明辨是非啊。”

20日下午“610”叶林、梁诚等多人到我家抓捕我，丈夫气愤地说：“过去我一直相信电视新闻，电视剧里说，公安人员为了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定，不畏邪恶，流血牺牲，现在我终于看清了，你们才是最坏的。”叶林马上解释说：“童老师，你别生气，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们也是执行，不关我们的事。”然后不由分说，强行将我带走。这时我才看到劳教判决书是2000年12月4日，也就是说交2万保释金之前判决的，教期一年。

2001年1月20日关押在劳教所入所中队后，中队干警强迫我们早晨起床后就双手高举过头顶贴墙站着，一站就是一整天，整整三天如此。多少人被折磨得痛晕过去，脸色蜡黄，手、脚肿大，有人甚至哭了。韩光荣口渴无水，就喝杂案晒内裤滴下的一点水。周干事殴打罗蒙，还罚罗蒙站在院墙下。劳教所的干警随时提电警棍打人，随便给我们加教。特别是天安门自焚后，劳教所的干警、杂案更是不断的折磨我们。一次张小芳、廖小林用电警棍电击彭仕琼、韩光荣，我看到彭仕琼脸上蓝色的电弧光“啪啪”作响，彭仕琼说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

2001年4月初，我丈夫请来他的朋友律师刘X、法官和一个女书记员，在劳教所开庭判我离婚，法官对我说：“高艳你丈夫童开华交给我们600元钱起诉费，今天是你同意离婚也得离，你不同意离婚也得离。”我丈夫哭得眼睛红肿、发自内心的不愿离。可是他说“没有办法，儿子要上学，父母老了，他们受不起这份罪，经常打电话怪我，我也只有离婚了。”我说：“你别哭了，我尊重你的选择。”法官立即说：“分割财产。”我说：“给他吧，他养儿子不容易。”于是，一份法院在劳教所开庭判决的离婚案，文件、证书很快以邮件形式送达到我手中。判决书大意是：“童开华、高艳自由恋爱结婚，婚后生一子童园洁，夫妻感情一贯较好，因妻子炼‘法轮功’，经公安长期转化仍坚持修炼，现关押在四川女子劳教所，特判决离婚，房产归丈夫童开华作抚养儿子用。”判决书上面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隆昌县政府法院公章。

2002年1月9日我从劳教所释放回内江暂住在母亲家。

5月13日回隆昌租同修的房子住。6月20日我在内江母亲家里再次被警方非法抄家、抓捕，无任何手续再次直接把我关押转运站。我在转运站第二次开始以绝食的方式抗争。转运站女干警将我用手铐铐在铁门上。4天后，我第3次被关押进精神病院，每天都是五花大绑的绑在铁床上，从早晨上班到晚上8～10点才解下来，中间强行给我打针、输液。这张内江市第二精神病医院结算收据就是证据。其中有400元写的是“保护性药费”，出院日期是7月17日；另一张收条是四川省女子劳教所所政管理科的公章，时间也是7月17日，是隆昌“610”从精神病院直接把我押送劳教所，所医院对我进行身体检查后不收，“610”强行交我，劳教所让他们交500元治疗费才收下我的。当时我已绝食20多天，加上身体中大量的药物及长时间的捆绑，双腿都不听使唤，是杂案把我背进八所中队的。罗威队长跟我说：“公安交了500元钱，管理科给你上了200元帐，还有300元在管理科。”后来我请八队干警问过300元钱一事，回答是没有了。3年后的今天，我才听母亲说是公安“610”强行从母亲手上要走的。

我的房东因租房子给我而被捕，关押在转运站，后罚款5000元才被释放。还有一位同修也因给我介绍住房被判劳教3年。

2002年8月21日，我从八所中队转到“法轮功”专管中队－－八中队。一进大铁门，就看见几棵大树上反铐着几名学员，嘴上贴着封口胶，院子中间全中队学员都在电视前看诬蔑大法的光盘。她们几个因喊口号才被铐在树上的。

邪党“十六大”期间，干警轮流在我们寝室外坐班，我们受到了更加邪恶、惨不忍睹的迫害：殴打、灌水、吊床捆绑、脱光裤子打、群暴。不准我们大小便、逼喝小便，长期不准睡觉，一直罚站，铐手铐、电警棍电击，更不准洗澡。

一次听说是澳大利亚来看八队是否有水牢，当时是中午，我们还是像每天一样罚站。就听李队长说她们是自己自愿站的。彭仕琼、罗蒙马上说：“我们是不自愿的。”随后杂案一哄而上，把我、彭仕琼、罗蒙推翻一顿暴打。她们殴打罗蒙时，我撞了过道栏墙，当时立即被抬往医院。后来在我的帐卡上有医院抢救费发票及下帐。我在医院抢救时，彭仕琼、罗蒙被吊在院子里的大树上，一直到我回中队和她们在一起，天亮前把我们转到室内关小间。彭仕琼单手铐在后窗上，罗蒙双手吊在前窗，我站在屋内墙边。十五天不准我们合眼，我不知晕死了多少次，每次都是杂案用皮鞋、皮靴踢脸、踩耳朵才能醒过来，我的头上撞满了包，都连成一片了，仿佛一层血包住了头骨。

一次中队强行我们读诬陷大法、诬蔑大法的书。彭仕琼为了不读这些坏书，把眼睛扎伤了。我们不读，杂案把我们往死里打。陈奇把陶玉琴吊绑在床上。陶玉琴很快就大汗淋漓，脸色蜡黄，李队长用电筒照她的眼睛，看瞳孔是否放大，直到陶玉琴不行了，才放下来。室长邓爱玲、李红、陈奇非常残暴，折磨人不择手段，给我们灌水就差没有把我们灌死。李队长叫嚣：“我就是要叫你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杨干事、蒋干事提着电警棍恐吓我们。有杂案问我：“高艳你不怕死吗？”我说：“从抓到我的那天起我就没有想到过活着出去。”

彭仕琼眼睛扎伤后，引起所里的重视，当时我和罗蒙、彭仕琼，还有汪慧英被关小间，汪慧英也是因不读书，而被双盘后用绳子捆住双腿好多天，大小便都是解在棉裤里的，而且是在寒冬腊月坐地下的，屁股上的肉已腐烂，所里陈医生每天来给彭仕琼、汪慧英换药。

2003年新年前，隆昌县的海书记与“610”的叶林等人，代表隆昌县委、县公安到劳教所进行所谓的新年、春节慰问。叶林一见我就问：“高艳，你脸上怎么肿了这么大块青的？”我说是李队长打的。叶林随后向我介绍海书记。我向海书记讲真象，我告诉他，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接触法轮功那都是你的缘份，你一定要回去看一看《转法轮》。书中告诉人们要做到“真、善、忍”、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说真话、办真事、做一个真正的人，善待他人，善待生命。这是一本好书，不看你将来永远都后悔不完。我可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告诉你的，是因为我珍惜你的生命。谈话时中队干警和本寝室杂案人员在监视我，一看我在向海书记讲真象，立即要我回去。回中队后，杂案轮番打了我3次，每次都打个半死，还不准我大小便和睡觉。

2004年中队要安排生产任务了，所里要求中队两周内完成未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每天不分白天黑夜，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从各个严管寝室传出来。那些邪悟的人如姚建华、乔建群、黄学芬更是助纣为虐地干着坏事，指使杂案打我们，还帮着代写什么“悔过书”，王栋就将蒋贤凤的脖子卡住，抓住头发，几个人强行在“悔过书”上按手印。黄学芳也替我写了一份，还在我面前念，我说她无耻，她说你不按手印，我们强迫你按，我说你把我手指切去，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一次汪大碧、李瑞英等人把我找去强制转化，李瑞英抓住我的头发使劲撞墙，汪大碧用皮鞋踢我，当把我送回小间时，杂案们都吓了一跳说：“她们也打人呀！李瑞英叫杂案罚我站。因不转化我被中队加教45天之多。

现在中队以钩花为主，没转化的学员每月要钩1斤8两线以上，每天早晨5点起床，深夜完成任务的就在12点过后干警查完房睡觉；岁数大的学员无法完成任务的，每天就只睡3～4个小时。长期每天近20小时的劳动，眼睛过度疲劳受到了损害，视力明显下降。我和刘凤霞脖子非常的痛，所里医生说长期低头钩花，脖子的韧带伤了。

现在所内又搞什么A、B、C套餐，不转化的学员只能长期吃C套餐，还不准我们在所小卖部买方便面等食品。我从劳教所出来手、腿、脚都水肿了。

2005年6月13日我本应解教，隆昌县6月15日才接我，我又被多关押劳教3 天。

除文中提到的那些恶人恶警之外，还有一些人参与了对我的迫害，现将他们列出曝光。
陈家敏：县“610”
才某：内江市高寺山派出所公安
王友芬、黄医生等：内江第二精神病医院医生
李霞、康凤、刘平、尹丹等：四川省女子劳教所
曾桂容、童子芬、陈佳、麦宗莲、梁泉、曾其梅、卢娟、张尚义、宋丽等杂案人员
蔡华容、万庆、林某：邪悟者

在此，我想告诉这些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者――我所接触到的所有恶警与恶人们，你们追随恶党参与迫害已经6年了，什么手段你们都使尽了，你们得到了什么？恶党得到了什么？相反，经历了漫长的暴风雨的洗礼，你们看到了，大法弟子依然坚定，依然坚强。希望你们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

在此劝你们不要再盲目的听从中共邪党的谎言宣传，不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失去做人的本性。为自己和家庭放下屠刀吧，现在为时还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