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了！中共镇压法轮功已经六年了！这场迫害使我们六年没能全家团聚，没有了家。你们知道吗？女儿从一个依偎在你们怀里撒娇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在历经风雨磨难后长大了。

我的妈妈名叫张瀚文，是郑州大学的一名医务人员。我的爸爸名叫和三普，在河南省省委宣传部兢兢业业工作了二十多年，是一位有口皆碑的好人。妈妈36岁那一年患了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食道炎、贲门糜烂、反流性胃炎、胆囊炎、肝脾轻度肿大，还患有慢性肠炎、贫血及严重的神经衰弱，从此以后离不开药罐子。那些年妈妈整天精神萎靡不振，步履维艰，真可谓度日如年。由于长期慢性疾病的消耗，造成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极差。95年8月连续阴雨，妈妈又患上了急性风湿热，发烧不退，浑身骨头蒸热疼痛，用青霉素又过敏，其它抗菌素控制不住，后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这对于毫无抵抗力的身体无疑是雪上加霜，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住院期间又检查出尿里带结核菌，肾脏实质性损伤。整天发热、胸闷、心慌、腰疼、水肿、骨头蒸热，疼痛难忍，每天只可入睡二、三个小时便被疼醒，疼痛几小时后全身盗汗。经西医治疗无效又转中医治疗，三个月的住院费就花了几万元，不见一点好转。我的父亲工作忙，回家也忙，身心疲惫，他每天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压抑状态，体质越来越差，经常心前区疼痛。妈妈每天都在煎熬中度日，好似在沼泽地里挣扎。

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妈妈幸得法轮大法，万万没有想到法轮功对她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人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法轮功真是神奇，炼功几个月后各种疾病都好了，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一家。从此我和我爸爸也走上了修炼的路。

可是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们平静幸福的生活被打破，父母单位不断的要求他们表态放弃修炼法轮功，遭到父母的严词拒绝，并告诉他们法轮功真象，可是人们受到新闻媒体的谎言所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妈妈决定到北京上访，行使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告诉政府法轮大法是祛病健身，教人向善的，没有丝毫政治目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妈妈要去北京前，被公安一处知道消息，通知妈妈的单位把妈妈二十四小时监视起来，出门就会有两个人紧跟，就这样一直到二零零零年年初才被解除。于是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四日，我和妈妈来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可没等看到信访办的大门，就被分布在街上的便衣拦住盘问，并被抓走，关在了郑州驻京办事处的地下室，并通知当地派出所和单位接人，就这样我和妈妈被送去监视居住关押。刚一进去就要搜身，妈妈身上带了一本小的《转法轮》，他们要求妈妈交出书，妈妈义正辞严的告诉他们：这是宝书，比我的生命都重要，我不会交给你们。这时马上从外面进来四、五个年轻力壮的大汉要抢书，妈妈立刻手扶着墙说：我在，书在，我决不允许你们抢走。顿时，他们停下了，房间里一片寂静，我立即冲他们喊到：你们不要逼我妈妈。就这样僵持了一两分钟，终于那个值班的队长妥协了，让他们退出去，并把我们带到了监室关押。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第二天队长把这事告诉了所长，于是所长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的跺门而入，我和妈妈正在炼功，所长骂骂咧咧的过来打我们，我们的心丝毫没动。我和妈妈在一起坚持学法炼功。

我们被关押了将近一个月时，我决定绝食抗议迫害。当绝食绝水到第五天时，我的身体出现反应，看管人员把医生叫来给我检查，量血压，号脉搏，都没有了。医生吓坏了大叫：没血压，没脉搏了，快叫救护车。可我心里很明白，我是修炼人，没事的，一切都是师父在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安还不忘逼我妈妈写“保证”背叛大法、背叛师父，遭到妈妈拒绝。医生反问我妈妈：“你是要大法，还是要女儿？”妈妈说：“两个都要，大法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不会背叛大法；我女儿是修炼的人，她有自己的路，她现在危险，你们应该立即释放她。”医生望着妈妈，含着眼泪又好似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坚定？！”不一会救护车来了，再次给我检查，还是没有血压和脉搏，于是我被送到医院。

公安走后，我的血压就一点一点的升上来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原本苍白的脸上也泛起了红润，我和母亲的气色真是白里透红，皮肤也变细腻了。主治医生都说：在没血压没脉搏的情况下还头脑清醒，五脏六腑都正常，你们法轮功真是创造奇迹了。我和妈妈在医院里给病人，医生，护士讲真象，她们都很感兴趣。当天下午，公安就无条件地释放了我和妈妈。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我爸爸给郑州金水分局政保科打电话，要求释放那些在拘留所里被超期关押的同修，并告诉他们超期关押是违法的，善恶有报的道理，结果二十分钟后，爸爸在单位被抓，他们直接将我爸爸送到看守所，随后又来我家抄家，可我和妈妈并不知道爸爸被抓的事，公安隐瞒。直到晚上，爸爸还没回来，我给他单位（河南日报社，因修炼法轮功被调离河南省委宣传部）打电话，才得知爸爸被抓走，关在哪里也不知道。第二天，我和妈妈找到曾经因为在外炼功而被拘留的第一拘留所，可爸爸根本不在，妈妈打电话质问公安，政保科科长李新建却说：无可奉告。妈妈说：我是他的家属，我有权知道他被关在哪里。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在第一看守所。在那里关押的都是杀人犯等一些重刑犯人，他们却把堂堂正正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关押起来。

四十八天后，又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不通知家人，爸爸被非法劳教两年，一个星期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消息，到郑州白庙劳教所给爸爸送去了所需的衣物。被抓以来，第一次见到了爸爸，当时他们正在干着重体力活儿，翻铁砂。看到爸爸消瘦的脸，警察说爸爸从看守所刚来的时候，更不能看，整个人都皮包骨头，我再也忍不住了“哇”的放声大哭。爸爸安慰着我：没事的，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在家听妈妈的话。由于警察在场，我们都没有再说什么，但我们的心是沟通的，我明白爸爸的心愿，他希望我能够坚定的修炼，他才最高兴，最放心。后来由于我和妈妈都修炼，取消了我们和爸爸的接见机会。从那以后两年多没见过爸爸，我只能在梦里见到我那慈祥的爸爸，可是梦一醒，现实却又是那么冰冷、残酷。那段日子我永远无法忘记，我和妈妈互相鼓励，不断的学法才得以度过。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和妈妈再一次踏上天安门，和同修们一起说出了心里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们相继拉开了横幅，我看到妈妈已被抓，我和一位同修，举着横幅围着天安门广场跑，不一会被周围的便衣扑倒在地，我被揪着头发扔进了早已停在那的警车里，我们被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房间里有许多铁笼子，我看到一个大法弟子被吊铐在铁笼子上，全身鲜血淋淋，走进院子里，关的都是大法弟子，我看到了在广场上失散的妈妈，大家相互鼓励，背经文、《洪吟》，那种场面真的令人感动。警察开始打人，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捂着一只手表情痛苦的进来说，警察把他的五个手指砍断了。同修们喊到：不许打人。警察却挥动着警棍，连六十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狠狠地砸在老人家的脖子上，同修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停地劝告那些打手。没多久，我们被分送到了北京的各个监狱，看守所，我和妈妈被送往朝阳区看守所，一进去就被警察扒光衣服检查，身上带的钱都被搜走，我和妈妈被分在不同的监室里。零下十几度的温度，下着大雪，警察把一些同修拉出去罚站，不许穿大衣，有的只能穿内衣。提审时也不许我们穿棉袄，在监室里，我们学法背《洪吟》，警察指使刑事犯任意打骂法轮功学员，“坐飞机”、烟头烫阴部、用笔顶肋下、不让上厕所、用鞋底抽打脸部、长时间蹲墙角、半夜拉出去在雪地里踢打等各种体罚，让非医务人员（刑事犯）强行鼻饲。种种手段折磨大法弟子，摧毁人的意志，简直惨无人道，毫无人性。 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同修们还在善意的告诉她们法轮功好，事实真象，这样做对她们不好。并且有的同修还把自己身上穿的毛衣送给一些怕冷的刑事犯人，慢慢地我们学法背书，她们也不管了，她们中有一些人还来和我们一起背书，有的表示出去以后再也不做坏事了，要炼法轮功，也要去天安门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在看守所关押了近一个月，当地派出所把我接走，那天正是二零零一年的大年三十，在回去的路上，出车祸，头部被撞，派出所和公安局互相推责任，由于我父母都被关押，就让我亲戚把我接走，但派人在楼下监视我。一个星期后得知公安要采取行动，在大年初七的晚上，我摆脱了监视，开始了我长达五年的流离失所的生活。我的妈妈被单位接回关押在洗脑班，一个月后，因不放弃修炼，而被非法判劳教两年。就这样我和妈妈也分开了，劳教所厚厚的高墙隔着我们三人，彼此都无法见面无法知道消息，我只能从网上或从劳教所出来的同修那里了解一些爸爸妈妈的信息，偶尔也收到了爸爸托出来的人寄出的信和诗，他在鼓励我，并叮嘱我要多学法，走好修炼的路。从此我要独立的生活和修炼了，再也不能任性、撒娇了。我知道，只有我好好的修炼，爸爸妈妈才会放心。

我和其他同修一直在做资料工作，印真象资料，编周刊，给不能上网的同修送经文，资料等。在二零零一年七月六日，由于资料点一位同修不注意安全，被公安监控到资料点位置，导致其他三名同修被抓送至劳教所劳教，三台电脑，打印机，复印机被抄，我被迫跳楼，双腿骨折，又一次公安不得不放我，我被亲戚接走养伤。

爸爸在劳教所里绝食抗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被恶警用手铐从背后铐住双手，同时用四、五支高压电警棍电击头部、耳根部、颈椎部等，在电击中被击倒在地，还被用脚踩住身体电击，时间约四十分钟。造成脸和颈部被电灼伤肿胀。后加期三个月。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观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诽谤大法的节目并要求写观后感，父亲因揭露中央电视台谎言，题写“大法不可辱”，并署名“大法弟子和三普”被三队教导员何湘龙（此人已上恶人榜）叫到队办公室，强行铐住两手，被用穿皮鞋的脚跺，用电棍打，两恶警同时电击头部、耳根部、颈椎部等，并扒开衣服电击背部、腰部和腹部，时间约半小时。

爸爸在劳教所里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没有书看，只能背法，爸爸把《导航》等很多传入劳教所里的经文都背了下来，再加上以前学法的记忆，就这样每天都要在脑海里背一遍，需要三个小时，爸爸不断的学法，坚定着正念。

妈妈在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由于坚持信仰被恶警及保安把腿打折了，生活不能自理，被关禁闭，不让与人见面。灌食时被撬掉两颗牙，其它的牙全部松动。并加期三个月。由于父母在劳教所都是坚定的大法弟子，从不妥协，分别被加期了三个月。可是到期后仍不释放，当天又被单位和610办公室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于是我收集到爸爸单位各个领导的办公室电话和宅电，发到明慧网登出，海外的同修们给单位领导打电话讲真象，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再加上发正念，所以四个多月后堂堂正正的回家了。劳教期间爸爸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一切职务，可爸爸无怨无恨，也从未后悔。可是在爸爸释放两个月后，正赶上三月的人大会，派出所把爸爸从家里抓走，被关押了二十天后，爸爸绝食被放。

妈妈加期三个月后，于二零零三年三月份又一次被单位劫持到洗脑班，我又开始收集妈妈学校领导的电话，写了一篇妈妈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文章，发到明慧网。我又自己选了一些“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美成立”，“迫害大法者遭恶报，支持大法者得福报”的一些资料，把妈妈单位迫害妈妈的文章选了下来，制作了两张A4纸的真象资料并写上立即释放等等，寄给了妈妈单位的各个院系及校领导，同时世界各国的电话也打来要求释放，一个多月妈妈就被无条件的释放了。在这里我也想说，非常感谢海外同修，你们的一个电话，一个传真，一封信都有力的窒息邪恶，帮助国内的同修，摆脱困境。

仅因为我的信仰，中共公安一直在通缉我，到我的亲戚家和同学家搜查我，拿着照片在亲戚附近的汽车站搜找，为了避免再一次遭到迫害，我离开了家乡，独自在外漂泊，在此期间，派出所到我家去骚扰我的爸爸，叫嚣我已在网上被通缉，逃不掉的。爸爸在单位上班时，又被河南日报社伙同610这个邪恶组织绑架进洗脑班。出来后，为了避免再次被绑架到洗脑班，摆脱单位的控制，被迫和妈妈一起流离失所，却遭到河南日报社及610的无理通缉，并取消户口。

二零零五年的七月十一日，爸爸妈妈在汽车站被尾随的公安再次绑架，妈妈逃出，但至今下落不明。爸爸被关押在郑州“晚晴山庄”洗脑班，从八月二十八日起绝食抗议，我向河南日报社机关党委打电话，要求放人，可是对方却说：法轮功是我们的敌人，饿死活该等恶毒的毫无人性的咒骂。可见在中共的残暴统治下，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只要被共产党打压的，就没有人的活路。

仅仅因为我们信仰“真、善、忍”，仅仅因为我们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仅仅因为我们维护着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就要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在这六年中，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却被摧毁，多少孩子失去父母，多少老人失去儿女，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案例。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教导我们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道德高尚的好人，难道这错了吗？我们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了健康身体和道德的提高，这难道是“邪”吗？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可是做为中国公民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在哪里呢？就因为我们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在中国就要遭到这灭绝人性的迫害，开除公职、学籍、流离失所，随时都可能被抓进监狱，对善良的百姓滥施酷刑，甚至迫害致死，却不负任何责任，随意践踏着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这难道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吗？

我爱中国，热爱她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可是共产党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却在摧毁中国古老文化和人民的精神与道德良知。在此我呼吁国际社会和善良的人们给予法轮功道义上的支持与帮助，伸张正义，呵护善良，共同制止迫害。希望和父母团聚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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