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团河劳教所七大队不法警察在所内长期贩毒一事败露。虽然北京司法系统从上到下都对此事包庇、隐瞒，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及其它媒体都对此事装聋作哑，但是如副所长李爱民等还是被迫调离，相关的正、副大队长被暂时撤去大队长之职。

二大队警察吴多智，27岁左右，一直追随副大队长倪振雄迫害大法弟子。2002年底，在给大法学员龚坤捏造材料准备延期时，吴多智作为劳教所的炮灰找到龚坤做笔录。龚坤说：你回去，做笔录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下次就让谁来。果然，第二次倪振雄就出现了。但是以后的多次笔录，狡猾的倪振雄都躲在了幕后，前台还是留给了吴多智。做笔录时，龚坤要求在笔录上写上：副所长李爱民在200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的一次大会上公然恐吓大法学员：“没转化就别想走出团河劳教所的大门！”

吴多智却说李爱民从来没说过这种话！由于所有的笔录龚坤都不签字，吴多智就欺骗说如果你在笔录上签字，就让你把这段写在另外的纸上，和笔录放在一起。

在此之前，2002年的6月份，龚坤对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受理上诉的裁定不服，要求联系家人请律师，吴多智却说：不许请律师！当问及就连死刑犯都能请律师，这为何不许请律师时，吴多智蛮横的说：就是不许请律师，要请的话，你（从劳教所）出去以后再请，在劳教所里就是不能请！

2003年2、3月的一天早上，倪振雄指挥练队列，大法学员刘成说脚疼不能练队，倪振雄知道刘成没几天就要到期离开劳教所了，就同意了他不练队，让他站在旁边。过了一会儿，吴多智来了，就问刘成为什么不练队，并说脚疼也得练，后来吴嗓门越来越大，把几个穿警服巡逻的也给招来了，他们一起指责刘成。倪振雄开始时可能是觉得有点下不了台：自己这个副大队长的话竟然被一个小队长给否定了，就装作没听见，后来看到人来多了，就干脆带着队伍走了，操场上只留下了刘成和一帮警察。

没多久，大家发现吴多智总是带着墨镜出现，后来知道是他多行不义，遭了恶报：在看病时，医生给他拿错了药，导致两眼眼球除眼珠外的部份都发黑。到北京同仁医院去看，那里的医生也没办法……，一个年轻人，现在看上去怪吓人的！

吴多智于2003年到今患有白血病，一直住在宣武区医院做化疗，共花去人民币30多万元，最近又要做骨髓移植还需医药费10多万元。

恶警秦福军，心狠手辣，曾在二大队某班当所谓“班主任”，如果他觉得谁的思想不符合它的要求，就对当事人“三停”，即：停止接见、停止往家里打电话、停止每月一次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和文化大革命时吃饭前都要先唱“东方红”等邪党歌曲一样，在劳教所吃饭前也要求唱“改造”歌曲或是邪党歌曲，当秦福军觉得谁没唱、或唱的不符合它的标准时，就要所有人从新唱。在2003年2月，秦福军利用普教强行给拒绝穿劳教服的大法学员龚坤穿劳教服，随后从众人视线中消失了一个月。原来是秦福军作恶多端遭了恶报──因腰椎盘突出而住院。

2003年2月，恶警赵颖波（当时二大队的副大队长），30多岁，在连续几天不给大法学员龚坤饭吃之后，他女儿开始便秘，还就此事咨询了劳教所医务室的医生（兼打手）。真是可笑：劳教所医务室的医生看病的本事没有，整人的本事倒是一流！到医务室能看好吗？

2003年的一天，恶警赵颖波把我找到办公室“谈话”，这时，恶警倪振雄走了进来，拿起一瓶药，倒出几片来吃了；赵颖波说：你看倪大为了“转化”你们多辛苦啊，都累出病来了！

一个第二次被绑架到团河劳教所的大法学员说：这次来这里时怎么发现警察们都一个个的脸色发黑了！不仅仅是迫害大法学员的恶警们遭恶报，诽谤大法的邪悟者也不例外。

王强，东北人，三十岁左右，在团河劳教所走向邪悟；2001年，为了讨取劳教所恶警们的欢心，不惜出卖良知，画了一幅一只脚踩在法轮上的画，投稿给了劳教系统的某小报刊物。结果不但画没被录用，而且随后王强就遭了恶报：他的一只脚痛得厉害，走路一瘸一拐，到医院也没查出得的是什么病。2002年2月底，减期2次共4个月的王强一瘸一拐的离开了团河劳教所。

对于那些迫害大法学员的恶警来说，他们面临的可不仅仅是“脸色发黑”，记住“追查国际”的宗旨吧：“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