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我周围的村民都知道：炼功前我是一身疾病的：全身是病，腿肿的一摁一个窝，脸色红紫，有痔疮、头疼、腰疼、手脚裂皮出血，一到秋后还头晕。我四处求医问药，仍不见好转。90年到秦皇岛学其它气功，花了1000多元，回来后又恢复病态。地里的活也干不了。在身体有病、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一天我感到一侧肢体麻木，抬不动腿，我哭了。我为自己的贫穷和疾病哭了。这么年轻就完了吗？我活得真苦真累，当时我真活够了。苍天有眼。在我没有勇气活下去的时候，我听到法轮功的种种好处。有好几个亲戚向我推荐法轮功，我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学起了法轮功。刚去炼功点几天，师父就管我了，让我体会到了这个功法的超常。身体得到净化和调整，头晕得比原来还厉害，2、3天没吃饭吐苦水。我通过学习《转法轮》后明白了，那是在消掉生生世世所造下的业力，一个常人，不懂做好人的理的时候，会带给自己许多不好，不偿还能行吗？一段时间以后，症状消失了，我全身变舒服了。干活也有劲了，我又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更大的收获是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时时处处都得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遇到问题时首先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看看是自己有哪颗不好的心造成的，然后再改掉它。慢慢的，自己活的越来越踏实，再也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了，法轮功净化了我的身心。法轮大法教人真修向善走正道，因此全世界才有那么多的人来学。比如说，村里收提留，我带头交，有一年小麦受冻歉收，我把好的交公粮，差的留给自己吃，我若不修炼是做不到的。

当我沉浸在修炼带给我的幸福之中时，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的妒嫉，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它利用手中的权力，一级一级搞株连，上级压下级。在当今社会，有些当官的、当警察的只要给钱、官当什么坏事都干，他们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和对错，可以随便抓人、打人、劳教、判刑（全国有10万多人被劳教，数千人因不放弃修炼而被活活打死）。在中国，老百姓没有说实话的权利。它们采取造谣、栽赃（天安门自焚等）的手段利用手中的权力控制所有的电台、电视台诬蔑法轮功。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国家想打击谁就给谁造谣，当年文革中刘少奇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我是一个身心受益者，我要站出来为法轮功作证。因为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于是，在2000年一年中，我为法轮功上访3次，去北京信访局说句公道话。被潍坊市寒亭区河滩镇派出所领回，其中两次被关进拘留所，一次被关进寒亭区看守所（30天）。在我被关押期间，河滩镇派出所所长徐得胜两次带人抄家，第一次在2000年6月28日，拿走了我家的水泵、缝纫机、录音机、抢麦子，价值1200多元。我儿子出来阻拦，当时一姓李的队长打了我儿子，脸上打了两巴掌，胸膛捣了两拳。徐得胜带人第二次抄家时，家中无人，他带人爬墙进入，牵走两头大牛（价值4000多元），又骗我丈夫1600元说是给牛，结果钱也骗走，牛也没给。

在2001年1月，河滩派出所以组织材料为名，骗我到看守所。第二天送我到济南劳教所，经体检不合格把我放回。多次派人白天看着我，晚上半夜多砸门骚扰。

2001年3月，人大期间，河滩派出所所长徐得胜带6、7人把我抓到镇计划生育委员会，将我铐在那里6、7天。

2002年8月初，联防队员宋效仁、于效东等说建户籍要照片，给我一张空白纸要按手印。他们说非按不行。我不配合他们，在多次上门逼迫下，我离开了家。流浪在外，一直至今。害得我有家不能回。

善良的人们，我犯了什么法？做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人有什么错？非得逼得我有家不能回，亲人不能相见才甘心吗？谁不知道家好呢？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流浪的日子令人心酸。

也奉劝那些死心塌地跟随江氏集团打压法轮功的打手们，不要听信中共邪党一言堂的谎言，以免日后成为它的牺牲品。如果有人告诉你法轮功真象时，请自己动脑想一想，法轮功怎么说的，大法弟子是怎么做的。共产党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这样正与邪自己就清楚了。

还有件要说的事是：在迫害中，我丈夫逐步认清了事实真象，也走入了修炼的行列；我的儿子以前好吃懒做，从家里偷麦子卖，在饭店吃饭后赊下帐要父母还，喝了酒回家和父母打架，……在我流离失所期间，孩子到处找我，每次见到我，我都用师父讲的做好人的道理教育他，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做事先想到别人，学会为别人着想等，听的多了，孩子每天都在改变。现在我的孩子也改掉了以前的劣习，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这真体现了大法的威力和超常，这真是李老师讲的：一人炼功，全家受益。

写出这些，我想告诉我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我不是不要家，不是不管孩子，是他们这些干坏事的人逼得我。我愿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切莫听信那欺世的谎言。

附：
潍坊寒亭河滩派出所所长 徐得胜 手机：13176065588
2002年秋河滩镇镇委书记 张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