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只因说个“炼”无辜被拘捕

我是99年3月有幸得法的。我曾是个疾病缠身，几乎不能自理的人。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把我从死亡边缘上拉回来，使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然而好景不长。99年7.20江氏集团开始灭绝人性的迫害大法。我因7.22去省政府和平请愿被当地镇政府派人看着，他们威胁我说：大学生怎么来着，不照样用机枪突突，何况你一个小老百姓。

师尊被谣言攻击、诽谤，同修被打死……这一切一切令我非常难过。2000年12月我和一位同修（现已被迫害致死）进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被非法抓捕，被关在一个不知地址的地牢里。那里已关了很多同修，还有两个被误认是法轮功的常人（一个小姑娘和一个老人）。小姑娘破口大骂，被警察吊起来毒打，在众大法弟子的劝说下才放了他们。警察将我们分流，我被分到河北大兴县大兴乡派出所逼供，后又送到大兴县看守所，9天后送当地驻京办，由当地镇政府拉回关入双城第二看守所。当时接我的人向我索要了100元钱。在看守所关了7天放出来。后来方知：镇政法书记以去京接人费用为名，勒索我家人3000元钱。我家新盖的房子还没钱装修，家人为了让我早日回来，只好东挪西借，父亲将准备一年用的玉米都卖了才凑齐了这3000元钱，他们才放人。

2000年腊月二十六，我正在洗衣服，大队书记和镇派出所警察又来到我父亲家（当时我暂住父亲家），说镇政府领导找我谈话，一会就回来。谁知他们把我骗到书记家，只问一句：“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呢。”他们就把我和几个同修强行塞到一辆面包车里，送到双城第二看守所。直到2001年1月的一天派出所警察逼着我家人劝我签字。望着家人那期盼的目光，我落泪了，然而我不能签字，我不能向邪恶妥协，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决不能背叛师门苟且偷生。

直到2001年3月的一天，公安局警察到监号给了我一张释放证明让我签字说放我回家，可当地镇政府的人又拿了一张保证书让我签字，还扬言：不签就送我劳教。我说：“打死我也不签，我没犯法，我在家里你们无故把我抓来就让我签字，你干什么送我劳教。”因我严词拒签，他们又向家人勒索了2000元钱，看守所又向我爱人要了800元伙食费才放人。我因被长期关押迫害全身浮肿。父亲和爱人望着我流泪，儿子抱着我哭着说：妈，我不能没有你。以上是我所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

案例二：天安门炼功遭恶人拘捕勒索

我原本多种疾病缠身，对生活已失去信心。96年8月，当我又一次去双城看病时，在妹妹的引导下，喜得大法。随着不断的修炼，很多疾病都不治自好。是师父给了我新生，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真正目地。

这么好的功法，99年7.20，遭江氏和共产邪党联合迫害，这是众大法弟子不能容忍的。2000年7月初，我从材料中看到我们双城大法弟子周志昌，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进京证实大法，被非法关押在双城看守所，受尽各种折磨，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消息后，我泪流满面。多好的同修，为做好人，说句真话，竟被迫害死。我决心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2000年11月，我终于排除了种种干扰踏上了进京的列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证实大法。不一会儿，来了很多同修，有的炼功、有的打横幅、有的喊：“法轮大法好！”十多分钟后，警车发着怪叫向我们冲来，恶警们跳下车，连拉带打的把我们推上警车，分别送到各处非法拘留，我被分到北京崇文看守所非法关押10天。后被双城周家镇恶警吴德生、刘志久接回。

当时周家镇政法书记张忠诚，逼我儿女交4000元钱，说是进京罚款，不然不让回家。儿女们说尽好话求他也不行，没办法只好拿出4000元钱交给了张忠诚。这样还不放我，原周家公安分局局长于华还要把我送到双城看守所拘留。儿女们没办法，为了救母亲回家，只好四处借钱。违心的交给原周家公安分局局长于华1000元钱，原周家镇镇长王向宝1000元钱，这样从早上6点到下午4点才放我回家。

为不让修大法做好人的妈妈被恶人抓起关押，儿女们在10小时之间被逼拿出6000元钱，对于农村靠种地生活的儿女来说很不容易。这些共产邪灵控制的恶人，没给出具任何证据，把钱收下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是我进京上访所遭到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