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得从头说起吧！在1998年12月份的一天，一位大法弟子到我家来向我洪法，并告知第二天就在我乡举行洪法大会，叫我去学炼法轮功。我告诉她我的病越来越严重，药量还在不断的增加，还说了很多不能炼的理由。她大概待了一个多小时，临走前，又真诚的对我说：“明天一定去噢！试一试看吧！”这时我才勉强答应了她。

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又不想去了，犹豫了半天，快到中午了我才找一位朋友陪我去。刚走進大门就看见有大法书，这时我就先请了一本《转法轮》，然后才到洪法大会的场上去听炼功人发言。他们个个都说得很神奇，有的比我的病还严重的都好了。听完发言，台上的录音机响了，场上的人立刻就站起来随着录音机里的音乐开始炼起五套功法来，台上也有一个人在做示范。我感到确实太神奇了，一个个看来都是老弱病残的，怎么比小学生做广播操还整齐，动作也挺优美。这时就有人走过来叫我到左边的空操场去学炼功，她说那里专门有人教，由于面子问题放不下，怕别人笑，我和朋友一起就回家了。

晚饭后，我就在床上开始看起书来。谁知一看就几个小时，再看看手表已经一点过了，而且我看书时脑血管不舒服的症状也没有了，越看越觉得神奇。师父讲的全是我们没有学过的东西，人类的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就这样，接连三个晚上我都看书到深夜。师父在整个书中都是贯穿着宇宙特征真、善、忍在讲，这是触动我灵魂深处的。因为我的脾气太怪了，让别人说就是不服输的人，我爱人经常都是我的“下饭菜”，婆媳关系就更不说有多糟糕了。越看《转法轮》，我越觉得我坏，离师父讲的做人的标准差得太远了，难怪我一身这么多病业，真是业力、业力呀！我怎么这么糊涂的活到今天呀！后悔得法太迟了。

大概第四天我就开始到炼功点上去和功友们一起学法炼功了，更神奇的是我一顿都离不了的药，我开始不吃了，天天坚持到炼功点去集体学法炼功，严格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好象世界观都改变了，丈夫都说我简直成了另一个人。不到两个月我所有病的症状全消失了。后来师父帮助我把业力给我推出来，反应在脸上浮肿。我知道是师父在考验我，但还是有面子问题，因在脸上很难看，每天我都要照几次镜子，由于心放不下，持续了较长时间，最后也算挺了过来。

在修炼的路上，大法在我身上展现出了很多神奇的事，师父时时处处都在呵护着我，我感到太幸福了。

但好景不长，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和江贼开始迫害法轮功。各级政府和公安系统接到通知后，采取不同程度的方式开始抓、打、关、拘留法轮功修炼者，并没收大法书籍，强行不准炼法轮功。我的书也被单位强迫下收缴了，丈夫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诽谤法轮功的电视，也不让我炼了。

我也顺从他不炼了，天天坐在沙发上和他们一起看电视，不到十天，我的病又复发了。这时，着急赶紧住上医院，靠吃药打针控制住，只要停药病就要发。就这样住了半个月医院，钱也花光了，不能总这样天天住在医院里靠药控制吧！那就一座金山也不够花呀！何况我还是借钱吃药，就这样在无奈之下买了三百多元钱的中西药就出院了。

回家后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后来我悟到是师父在管我，为什么在这炼功的半年中我的什么病都没有了，这才几天没炼功病就复发了。这时，我背着丈夫开始偷偷的炼功，炼了几天后病状又消失了，我又把药停了，一直到现在，快六年了我都没有吃过一颗药，而且完全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回顾住院这段历史真痛心，这样的弟子，师父都没有放弃，这是师尊对我的大慈大悲，我还能不站出来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吗？为我们的师父申不白之冤吗？

2000年12月底，我同一位功友一起到北京上访，想把自己通过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化告诉上级，让国家领导人改变对法轮功的看法。谁知下车走几百米远就被恶警抓住带到了派出所。我一看里面大概有二三十个人站在那里了，但外面还在不断的送人進来。过了一会儿开始搜身、登记姓名，那些不报姓名的功友，有的被打，有的被拉来撞墙，有的被关在另一间屋里，我不报姓名被关在另一间屋里。

最后登记完了才来问我们几个，我把我通过炼功后身心的变化告诉恶警，并告诉他这个大法太好了，要求他把意见给我转告上去，他同意了。他也说这法好，叫我回家炼，这时我才告诉他我的姓名，地址。谁知过了一会儿就把我们分别叫上车拉到了各驻京办，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到了驻京办后又被那里所谓的工作人员请的社会上的打手把我们叫到屋里進行搜身，有的就连内裤都叫脱下，当然主要是搜钱，所有大法弟子身上的钱全部搜光，一分不剩。在那几天里，有功友被打，有的功友几天没吃过东西。特别是一个成都功友被打得满脸都是伤痕。大法弟子们就在那几间屋的地上坐了三天三夜，强行不准我们炼功。那是寒冷的冬天，我们就被这些跟随江泽民后面摇呼呐喊的社会渣杂残酷的迫害着。

第四天就把我们送到了成都戒毒所，然后由当地公安局直接接到看守所，分到每个监室由犯人监视不准炼功。我们绝食抗议要求炼功，大概五天后开始灌食，有的牙被撬松，有的送到医院输液，我们隔壁监室的一位功友就是被灌食灌死的。

看守所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每顿的菜，不是烂洋芋，就是老萝卜或厚皮菜，都是用白水煮好放上盐巴，我敢肯定的说现在的猪都是不吃的。晚上睡觉根本不能平躺着身子睡，大家都侧着身子像农村里砌草把子一样，一个挨一个的，有时无法合眼。更残忍的是用冷水洗头，洗澡，洗脚，那是寒冷的冬天啊！白天又被恶徒们提审，逼着签字不让炼法轮功，不说的，不签的，有的被恶徒打，有的叫来家人打。大法弟子有工作单位的，每隔两三天单位和政府部门，还有家属和亲朋好友都要来人逼着签字。无论怎么迫害，大法弟子们都不放弃修炼，坚持在里面背法炼功。后来开始逼迫家人拿钱来领人，（上京罚款加上伙食费将近捌仟元钱），我丈夫四处借钱才把我领回家。回家后的日子也难过，只要一说到钱，丈夫就在我身上出气，而且恶徒经常打电话或闯入我家骚扰，特别是节假日期间经常给我爱人找麻烦，造成我家在痛苦中度日。

2002年6月份的一天，一伙恶警闯進我家在无任何证件的条件下抄搜了我的家，并非法把我绑架到看守所关押折磨。没几天送来一个外地功友，她一直没有说出她的姓名和地址，坚持绝食，不管邪恶怎样迫害，她都不向邪恶妥协。二十多天后，我在师父的呵护下正念闯出看守所。

2003年2月份，我父亲生病住院动手术，我和我丈夫在医院里护理老人。有一天突然一伙恶警闯進病房，不由分说地又把我绑架到“黑窝洞”逼供，用手铐把双手铐在椅子上，邪恶不分白天黑夜地轮班逼供，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二天下午大概没有空房间了，就把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送来和我关在一间屋。邪恶出去后我们俩转过头轻轻说了一句话，被邪恶们在门缝里看见了，他们马上像猛兽一样的冲过来，把这位大法弟子连椅子一起踢翻在地，然后又把她狠狠的踢了几脚。在那“黑窝洞”的几天里，个个大法弟子都被邪恶打、诈、骗、逼供。

三天后把我送到镇上派出所关了两天后又把我转到另一个镇派出所，到那里的第二天又送来一个大法弟子，整整把我们折磨了两个星期。白天黑夜都用手铐把我们铐在值班人员睡的床柱上，不让睡觉，只是吃饭解手时才把手铐给我们打开。头几天就连脸脚都不让洗，后来我们要求洗冷水脸。不多几天我的下肢开始浮肿，脚已经穿不上鞋了，解手走几步都感到困难，邪恶才让我们洗热水。

两个星期后被送到看守所。看守所里一共关了十几个大法弟子，大多数都是经过“黑窝洞”逼供送过来的。有的大法弟子身上还有很多伤痕，在看守所里恶警们叫犯人不分白天黑夜的值班，不让我们炼功。我们坚决不配合邪恶，发正念铲除，后来邪恶叫我们晚上不要起来炼功，白天可以炼。

犯人学监规时，我们就背法。就这样后来大法弟子们陆陆续续的被邪恶骗到了劳教所、监狱、法制教育中心（洗脑班）。我在看守所里关了一个多月就被邪恶骗到了法制教育中心。那里更邪恶，一个大法弟子关一间房，里面三张床，整天都由两位陪教陪着，看诬蔑诽谤大法和师父的电教片。不看的要被打，就连解手洗刷，都由她们跟着。晚上睡觉也不放过，她们是24小时值班，只要你翻身她们就注视着，就怕我们炼功。那床也怪，好象是特别制的，只要你身子刚一动，那床就发出响声。

当然要想在这种情况下找机会炼功确实很难，一个大法弟子固定一个帮教，还有不固定的，他们不分时间的找你谈话，叫你放下对大法的信仰，一开始要求写“三书”，后来，要求写“五书”。当然，这对我来说丝毫不起作用，因为我只有一个念头，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至于什么“三书”、“五书”進不去我脑袋，直到出法制教育中心，我都不知道哪三书”、哪“五书”。至于哪天回家更是师父说了算。邪恶用尽种种手段都没有动摇我这颗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的这颗真心。我也没有给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留下一个字，在师父的呵护下二个月正念闯出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

我还要继续做好师父交给我们的三件事，紧跟师父的正法進程，做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