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的头脑是不清醒的，出国以后被“求安逸之心”所带动，对家乡亲人的强烈眷恋、异乡生活带给我的各种困难以及自己观念中对德语学习的反感，使我的思想长期被情感支配着，我甚至盼望考试不通过，可以为自己找一个不得不回国的理由。考虑问题的基点都是为私为我的，可是自己又觉得没有力量面对现实、正视内心对自我的执著。

周围的同修们听说了我的处境，纷纷找时间和我交流，大家都希望我不要回国，并向我提出可以在德国申请难民庇护的建议。可是我对这个难民庇护有着深深的成见，陷于情感之中的思维，听到“难民”这两个字就不舒服，而且从小受到中共有意扭曲的“爱国”宣传的灌输，误认为即使在自己的国家被迫害，也不应该寻求其它国家的庇护。

6月下旬，德国一个正在申请难民的同修A需要证人。处理他案情的听证官认为，一个“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内不一定会遭遇迫害。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内有失去学业、失去工作以及两次被抓的经历，所以我决定去帮助同修作证。在法兰克福，另外两名德语好的同修B、C和我一同陪着同修A约见了他的律师，律师听了我的证词后，表示出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他有点诧异，他认为象我这种情况，应该一下飞机就申报难民，他问我想不想提出难民申请，他说如果我想报难民，他愿意帮我办，我微笑着摇头，同修B代我和律师说，我会考虑之后再给他答复。

由于同修A这件案子的原因，几天之后我们还要约见这个律师，同修B提出，她休假两个星期，我可以暂住她家一段时间，这样也避免了我再跑来跑去，正好她也想和我交流我的问题。我于是接受了同修的邀请，去到她家。在她家的两个星期，同修和我一起大量的学法、按时发正念，和我交流她对当时正法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的看法，并且从最初级开始，教我学德语、鼓励我说德语。同修还告诉我，“难民”实际上是国际上的民主国家，为了维护人权，而对受过迫害或是将会遭受迫害的人的生存权所提供的一种保护措施，是正义的。

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对我思维的开启，使我慢慢从狭隘的“自我”的误区中走了出来；同修的包容和理解对我的帮助，也打消了我对难民申请的种种顾虑。

2003年7月中旬，我通过法兰克福的那位律师，正式向德国联邦局提出难民申请。联邦局接受了我的申请之后，将我的听证时间安排在8月5日。

由于我德语不好，所以好多事情自己都做不来，这时，周围的同修们纷纷伸出援手，帮助我整理翻译各种材料，帮助我和律师联系，和我从法理上交流。更多的学法和更多的交流的过程中，我感觉头脑越来越清晰。

一次火车上学法，我看到师父《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说，“邪恶是给德国警察灌输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当时对我们是很不象样的。一个民族对大法，在邪恶与正义面前，那是什么态度？我将怎么对待他们的将来？！”我心里产生了震动，我想，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多少善良无辜的人被邪恶灌输了不好的东西，我作为知道真象的人，难道没有责任尽自己的能力去清除他们头脑中对大法的误解吗？不会游泳的好人被恶人推到水里了，会游泳的人却站在岸边考虑自己会受到什么损失，岂不是对杀人放火的无视与纵容？那和帮凶有什么区别呢？作为师父的大法弟子，能那样吗？那一瞬间，我的心中生出一个决心：我的难民报不报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定要把我在国内所见所闻的关于中共邪党利用一切国家机器对大法弟子的全国性的残酷迫害的真象，尽量详实的讲给德国人！于是，我再不会以自己德语不好为借口封闭自己，在德语流利的同修的帮助下，无论在来往的火车上，还是在大法的活动当中，我都努力的向周围的德国人讲述自己在国内见证的一切。

曾经一次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个搞网站的德国人，听了我的经历之后很是感动，说要把我的事情登在他的网站上，以寻求更多人的支持和帮助。

我听证的前一天，同修们针对我的事情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大家商定，我听证当天，他们在我听证的那个城市的市中心，举办一个大法信息日活动，向那个城市的市民讲述大法真象，另外也可以帮我发正念。

8月5日，我和两个同修如约来到联邦局，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听证官和一位联邦局指定的翻译。上午8时20分，我们的谈话开始。我知道，我们的一切谈话都会被录下来、形成文字材料，然后提交联邦局，会被存档，会有很多德国人看到我的这份听证材料，而且今天的听证，原则上听证官是不能打断我的，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

前二十个例行问题问过之后，听证官问我：“导致你出国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我抓住这个机会，先简单的讲了几句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然后我就从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开始，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主线，尽力的用语言把几年中中共邪党利用全部国家机器，疯狂的想置一切大法弟子于死地的场景，展现在听证官和翻译面前。

好心的翻译可能是觉得我的面铺的太大，怕听证官不耐烦听，就时不时的提醒我，“讲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不用讲别人的。”我笑着回应他的提醒，立刻把话拉回来讲我自己，慢慢的再由我自己的经历讲开去，等他再提醒我，我再回来讲自己，然后再慢慢讲开去，同时我也在发正念，希望听证官耐心听我讲完……

就这样，我连续讲了三个半小时，其间听证官一点也没有不耐烦的意思，他听得很认真。我讲完了所有想讲的，听证官又问了几个比如“是不是今后也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功”这种不用想也能回答的问题，中午12时30分，我的听证就结束了。

临走的时候，听证官笑着和我握手，我从他对我的态度里面，感受到了他对我的信任。翻译同我们一起向外走，他笑说别人听证，最多只需要半个小时，我却用了四个小时，现在都过了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我看着满头大汗的他，心里忽然有些愧疚，如果我的德语好一些，他就不会那么累了。我不好意思的跟他说：“真对不起，我说了这么长时间，辛苦您了！”翻译连声说没关系，他还和我们说，他可以先用自己的车送我们去火车站。我们谢过他，告诉他有朋友在外面等我们的，他才急匆匆的走了。他取车出来在大门口又碰见我们，还很热情的坐在车里向我们招手，大门周围的几个中国难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呢。

出了大门，看到等我们的同修也没闲着，正和几个中国难民讲真象呢，（联邦局旁边就是难民住的难民营）。有个难民居然还去住的地方取来了茶水，给我们的同修们喝。后来，我们那个城市的炼功点，就多了三个住在那个难民营的中国难民。

接着，我们又来到市中心的我们举办的信息日的地点。那天，直到发完了最后一张传单，我们才离开了那里。

一个月之后，2003年9月6日，联邦局批准我难民身份的信，就寄到了我的手里。

通过这件事情使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众生急待得救的历史时期，当问题出现时，站在什么基点上考虑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最大限度的计较自己的荣辱得失，还是时刻考虑到如何最大限度的为众生得救付出？记得师父说过：“我能最大限度的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能解开这一切。”（《法轮佛法 - 在瑞士法会上讲法》）作为弟子，怎样在事情当中跳出自我局限，怎样使自己最终达到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

最后，想用师父的一首诗和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