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洪旭，生于1966年10月1日，体重116斤，初中毕业，家住重庆市潼南县瓦厂湾29号，原为潼南县煤建公司职工。我11岁开始抽烟，见不平事爱冲动，常打架，经常喝醉酒，因此读完了初中没有学到什么知识。17岁时查出患有乙型肝炎。98年3月14日喜得法轮大法后，戒掉了烟酒，改掉了打架的恶习。修炼几个月后，乙型肝炎也消失了。因单位早就垮了，98年下半年在潼南给一私人老板照看种子农药门市，每月收入500多元，一家过着平淡而幸福的日子。我们一家都修炼，99年7月16日，家中又添一独生女张缘圆，更添几分喜悦。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江氏小人因为对大法师父的妒嫉而对上亿的大法弟子大打出手，劫持全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栽赃陷害、恶意攻击、诬蔑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一夜之间黑云压顶，我们全家从此灾难重重，无一宁日，母亲、妻子、女儿等也都遭绑架过，至今我和妻子被迫流离失所，一家人骨肉分离。

一、两次绑架被劳教 全家遭难

99年7.20江××和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必须去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7月20日下午离开刚出生5天的女儿张圆缘，和同修一道去重庆学田湾大礼堂上访请愿。回来后在7个月里就两次被无故绑架，并被送劳教。

当天下着大雨，去的人很多，靠近大礼堂的几条街道都站有学员，但是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明确的回答。晚上我们十几个同修去当地一同修家。刚到十几分钟，就闯进两个男警察，拿走我的经文。我问警察：“为什么拿走我的书？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为什么要镇压？”他们没有回答，并开始盘问我，企图绑架。同修全部都说我们是好人，一同修的身份证被登记，这样警察才走了。

21日回家后，我和以往一样上班。99年12月19日上午，潼南公安局一科李恒毅、一派出所曾治平（管户口）等三恶警闯到我门市来，说有事问我，把我骗到公安局。一科副科长钟明说：“炼法轮功就罚款200元，否则就拘留15天。”下午一科科长张良不但要我交钱，而且还要我写保证。我没顺从，张良在一科办公室扬言：“张洪旭，下次我把你弄（抓）起来就送你上山（劳教）。”后张良叫一个110车把我送去非法拘留15天，2000年1月2日放出。

在我被绑架的3个多月前，9月14日，我母亲付汝贤和我五姨付汝芬准备去北京上访，在重庆火车站被张良劫持回潼南关押35天，并被敲诈钱财共8650多元；在我被绑架后的第5天，我岳母付汝环和五姨于12月24日又在天安门被绑架，岳母被猛击头部，五姨胸口被狠踢六脚，26日晚被关潼南看守所（拘留所隔壁），五姨2000年1月10日被送劳教1年（第一批），岳母一个月后被转到戒毒所，6月初才出来。

我出来不到2个月，2000年2月29日上午，恶警李恒毅、曾治平、刘勇又闯到我门市上来，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张良问我：“张洪旭，还在炼没有？”我答：“当然炼，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炼？”张良于是骂我，又指使刘勇给我做笔录。然后把我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无任何手续，没有期限，也不通知家人。妻子吴永梅通过各种渠道才打听到我被非法关在拘留所，但不准接见。

4月9日下午，所长刘仲明突然叫我收拾东西，一起被关押的同修都以为是放我回家了。谁知被张良手下劫持到看守所，张良要非法判我劳教。4月10日早上，我和同修黄秀琼（县法院副院长妻子）、代小容被劫持去重庆劳教，我们三人是潼南被张良第二批非法送劳教的人。那时我岳母还被非法关押在戒毒所，我六姨也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家中留下妻子（无工作）和9个月的女儿。5个月后我六姨付汝芳也被再次绑架送劳教1年。

潼南第一批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是周健、魏晓君、廖晓英、曹慧、付汝芬、王建国，被送劳教所的时间是2000年1月10日。魏晓君、曹慧已被二次劳教过；现在周健、付汝芬、王建国被迫流离失所，魏晓君被非法判刑7年。

二、西山坪劳教所：整训就是整人

2000年4月10日下午，我被劫持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十一中队整训场。刚下车，6个值班劳教犯和值班恶警同时吼道：“蹲下，把头抱上！”稍不合他们的意，就一阵拳打脚踢。值班劳教犯搜我身，又把我物品撒了一地，搜去洗衣粉1包、香皂1块、圆珠笔4支、笔芯3支、信纸1本占为己有，恶警看见也不制止。然后值班劳教犯把我带到7号舍房，进门就强制喊“报告”。十一中队是整训队，也是西山坪接受检查的一个门面中队，新入所的法轮功学员都在这里被整训。

恶警和吸毒犯叫嚣“西山坪有108种药，包治百病”，也就是，有108种酷刑，包把人整服贴，包把全身给整出病。一些酷刑的名字就是药名，如：穿胸（川芎）、背母（贝母）、穿心莲，其它名字也有，如：踢花汤、吃核桃、吃饺子、麻辣鸡块、吃辣椒、舍房小间、组合拳、扇耳光、罚站、罚正坐、饥饿疗法、开飞机等。先强制直立站好，然后对方抱拳，对着胸口猛击，边击边数数，击一拳就是一个“穿胸”。“扣起”之后，然后对方抱拳，跳起，用一个肘关节猛击背部脊柱处，击一下就是一个“背母”。

“扣起”：先双脚并拢呈立正姿势，然后弯腰成90度，双手下伸至脚尖（也有双手抱后颈的），腿不准弯，膝关节并拢，长达几个小时保持这个动作。为了增加难度，有的在两膝中间夹一本书，有的在头上放一杯水，如果书掉下来或水倒出来了，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一进去，门外值班劳教犯（多是吸毒）就吼道：“站好！扣起！”。刚扣下，就立即冲进四、五个值班劳教，轮流对我打“背母”。第一个张伯军，跳起狠狠打我10个背母，我被一打一栽，喘不过气来。接着第二个楚明，又冲进来打我2个背母，出手更狠。打完后，继续强制我“扣起”半个小时。

我背部鼓起几个大包，红肿一大片，后来又变青紫；我直不起腰，疼痛2个月，走路、睡觉都痛。第二天，张伯军冲进来问：“谁是炼法轮功的？”我答：“我是。”于是狠狠给我一个“穿胸”，后来青紫一大块，疼痛两、三天。2001年5月，同修陈双飞因炼功，楚明冲进狠打6、7个“穿胸”，当时陈双飞脸色变白，呼吸困难。

一个舍房住十六、七个人，6个铁床，12个铺位，把舍房两边挤得满满的，只剩中间过道。其中一个铺位用来放包裹、棉被和马桶，大小便都在马桶里。平时十六、七个人分两排坐在过道里，剩下的空间，过一个人都困难。睡觉时需要有10－12人合铺睡，法轮功学员都是合铺，而且只准睡下铺，便于它们监视。

恶警对我们进行“整训”，开始10天都是蹲、扣、站、坐和走操。“蹲”就是蹲军姿；“扣”即是扣起；“站”就是站军姿；“坐”就是正坐（坐小凳），换来换去的坐，坐在小凳上，双脚并拢，双膝并拢，小腿垂直于地面，双手五指并拢后放于两个膝盖上，腰直、颈直，两眼平视，不准闭眼，嘴不准动，连续几个小时保持这个僵直的动作，稍有放松就是拳打脚踢。“走操”就是走三大步伐：齐步、正步、跑步，不停的换来换去的走。这些听似军训的内容，在这里却是整人手段。西山坪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蹲扣站坐，整得你认罪认错；三大步伐，走得你认罪服法。”站军姿一站就是1小时。我体重下降到40多公斤。整训的过程全是由值班劳教来指挥的，恶警很少出面，只是远远的坐在办公室外，有时甚至见不到其人。

2000年6月，同修江再红的大法书被恶警抢去，我们二十几个同修集体绝食抗议。2天多后，恶警把我们分到各个中队去。我和曹贤路被分到十二队皮鞋厂，我在5号房，曹在3号。队长绰号陈钢圈（40多岁），因其变态、整人毒辣而在整个西山坪出名并得此号。西山坪在2001年前有一部份劳改犯，之后全部撤走，十二队的值班犯：刘松（30多岁，劳改犯，7年，重庆）、吴勇（20多岁）、王小春（约30岁，沙坪坝）。

第二天，我们两人凌晨3、4点起来炼功，被值班犯人刘松看见，就立即被叫到外面露天罚站喂蚊子，直到天亮。以后5、6个值班恶警每天都问我们一次：“今晚还炼不炼？”我们回答：“炼。”晚上就被罚站到11点，如果凌晨3、4点起来炼功被发现，就又要站到早上吃饭，站了1个月。6月的一天，陈钢圈把曹贤路堵在厕所，把曹衣服脱掉，让他喂蚊子。

这样，白天我们被强制走操、抬沙包（300斤），恶警下旨意，值班劳教来强制执行。原来围着篮球场抬8圈（与曹贤路抬），炼了功后增加到18圈。其余白天的时间除吃饭外全被用来罚站，要求面向墙壁，三处贴墙：鼻尖、胸部、脚尖。晚上站到11点，若没站好陈钢圈还要吼。

由于环境卫生恶劣，舍房臭虫很多，形状是扁的，大的同一般的辣椒籽差不多，小的像油菜籽那么小，红色或者褐色，没有吸血的时候，薄得像70克的纸，很干枯，藏墙缝、床缝、棕垫、衣服里。睡觉时床一热就来咬人，边爬边咬，咬过的地方燥热，红肿，烧痒，与疥疮症状类似，持续很多天不会好，往往旧伤未好又被咬，一些人就转化成脓疮，溃烂。

到十二中队时全身被染上了疥疮 ，一种奇痒的小籽疥疮，发热时痒得最难忍，用手越抓越想抓；从下身和指缝开始长，逐渐向腹部、大腿直至全身发展，而且越长越密；最后就开始出现豌豆大的白色脓泡，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密，抓破后就是一个一个的洞，全身找不到一块象样的皮肤；一般要被折磨几个月、半年或者更长时间；疮好了之后，留下指头大小的黑疤痕。刘文学、周健、谢锦等很多大法弟子都被染上过这种疥疮。被染疮的人坐过的凳子，谁要去坐，就可能染上。

后来长成脓胞，有的开始化脓。重庆是中国火炉之一，正值夏季酷热，地面40度以上。罚站时，两腿脓水、血水混着黄水、汗水直往下流，裤子被粘在腿上有的形成硬壳，有的脓包烂成拇指头大的洞，至今腿上还有多处指头大的凹形疤痕。 我的两腿肿得很大，吸毒犯说“像大象腿一样”。平时穿的40码（25cm）的拖鞋，现在只能放5个脚趾头进去。一直到7月下旬，脚肿才慢慢消散，但疥疮还没好。

脚肿后，抬沙包增加到20圈，最多时25圈。以前我一直不是干重体力劳动的，抬起来直摇晃，肩上肌肉变红又变黑，肿得很高，痛的不敢用手去碰。脚肿之后有一次我凌晨3、4点炼功被发现，陈钢圈就叫舍房里每人陪我抬4圈沙包，当时舍房有5人。这样一直把我迫害到7月底。

我去十二队不久，一次去厕所，刘松喊我，我没听见，从厕所出来时，他狠狠朝我胸部打我两拳，我当时眼冒金星，手捂住胸口蹲了下去，呼吸困难，很痛，几乎昏倒。

2000年8月10日，上面来文件搞所谓转化，我们二人又被转回十一中队，遭到更严重迫害。曹贤路的父亲去世，也不准请“丧假”回家（吸毒劳教是允许的），要求写保证。中队长徐光富，副中队长雷科金，恶警刘期斗、李勇、田晓海。田晓海后来提为十一队副中队长，专门迫害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专管队成立后，除徐光富继续在十一队外，这其余几个恶警全部调到了教育大队迫害大法弟子，因此这几个恶人组成的邪恶团伙可以说是教育大队的前身，迫害大法弟子都很卖力。

每天被强制绕篮球场外圈跑100圈，做俯卧撑75个，站军姿1小时，另外还要做蛙跳、高抬腿、走鸭子步，有时被曝晒1小时，站着不准动。8月中旬高温还未过，水泥地烫脚。2001年5月在教育大队，38℃高温，站1小时后，肖泽巨（60多岁）呕吐昏倒，白天时呕吐。

附注：“值班劳教”（一般是吸毒的）有特权、伙食特殊、减刑快、与外人接触机会多、容易搞到吃的喝的甚至弄到他们的“本科”（海洛因，值班的所内吸毒严重），受恶警利用和包庇，其实就是所霸。十一中队恶警把几乎全部的旨意交给值班劳教来实施，从早到晚都是他们直接在指挥劳教人员，恶警是很少出来直接指挥。其他中队也基本如此。值班劳教一般都是与西山坪干警有关系的，吸毒犯称“有水”，就是指有关系，也有是给了干警很大好处的。如：龙海波，30岁左右，吸毒被劳教，2001年－2002年在十一中队值班，是十一中队中队长徐光富的侄儿；曾清亮，20岁，重庆璧山青杠人，因抢夺被劳教，2002年在教育大队二中队值班，是教育大队恶警雷科金（雷科机）的亲戚。劳教犯人要找干警打什么报告，得先向值班劳教报告，允许后才行，否则称“越级报告”。他们一般在社会上都是渣子，恶习很深，对下面的进行敲诈；要让别人“敢怒不敢言”的把财物贡献出来，就要制造高压，因此打骂呵斥就是重要的手段；当然打人也是他们恶习的体现，可以展现自己的威风，可以获得变态的快意。如果有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说“好！有气质，（看我）分分秒秒给你‘兑现’，让你崩溃。”于是找借口整人，无论怎样按要求做都有借口；不要借口，直接“黑办”的也有。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是他们邪恶本质的表现； 二是恶警的旨意；三是害怕表现不好被送其他生产中队。

劳教所搞的民管会，说是民主选举值班的、选举舍房组长，搜集劳教人员的意见来民主管理中队、来评选优秀等，其实都是骗接见的家人的幌子。办公室挂的展示板上的民管会人员名单是干警随意写上去的，一般都是值班人员的名字，而且没有什么民管会活动。在教育大队法轮功学员名字也有写上去的，但那是骗人的伎俩，并没有任何权利，反而正在遭受迫害，走哪里都有人跟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