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炼法轮功

我生于1976年7月16日，女，是回族。因为我先天咽骨道狭窄，所以从小就患有耳疾、耳膜内陷，鼻炎、鼻息肉等诸病，而且父亲先天肝部有病，因此我也受到了遗传，而且还患有肠胃炎症。由于先天的病因所至，使我从小就性格内向、孤僻、忧郁、不喜言语。到了1998年4月，我的病情越发转重了，眼睛一睁开就酸痛、流泪，耳朵听觉受干扰很大，呼吸困难，浑身无力，去了7家医院，也不得救治，查不到病因，去中医治，也不见半点起色，那时医生告诉我母亲，说我的耳朵只能等着耳聋。由于病痛的折磨，每日里躺在床上，我的脾气也越发的暴躁，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那时，我家里生活只能供吃喝，没有多余的闲钱用来看病，全家人也都闷闷不乐。我经常有轻生的念头，总想：为什么要生我，我为什么还活着，这么痛苦。世界上好象存在的只有苦痛，非常的悲观、厌世。

1998年10月底，偶然的机会，使我炼上了法轮功，看《转法轮》这本书第一遍，我的身体就开始有了奇迹般的变化，腹泻了一天后，我的精神非常的好，可以正常的行走了，浑身是劲，呼吸也顺畅了，脸上也有了笑容了，家里人看到我身上反映出的巨大变化后，催我到门口炼功点去炼功。从此我开始走上修炼法轮功的路上了，我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幸运者，面对生活的勇气又重新复苏了，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了，我开始用乐观的心态去审视周围的一切。

在学法炼功后，我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了，不再对家里人发脾气了。在99年5月前，我曾救过三个人的性命，一个是因失恋要轻生的女子，二个是路上碰到的心脏病突发者。法轮功真的改变了我整个人，使我变成了一个能够关心别人的人了。

2、教育学院事件

99年4月，何××在《青少年科技杂志》一书中，刊登了一篇诽谤法轮功的文章，于是我去了天津教育学院，打算把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真实情况，告诉给院方，并希望他们了解事实后，能够做一下更正。1999年4月23日晚，天津政府机构动用了很多武警，在中国天津市教育学院，抓、打、驱赶法轮功学员，多人被武警打伤，我被四名武警拽着四肢扔出教育学院。天津公安局负责人于7.20后，在天津电视台造谣说没有打人，也没抓人。

3、99年7月中共政府开始血腥镇压法轮功

因为电视新闻报道说，“法轮功学员纷纷退出法轮功，不炼了”等谣言，1999年10月8日，我独自去天安门炼功，是想告诉所有人，那不是真的，我还炼。当时就被几名警察拽着四肢扔上警车，被天津市红桥区双环邨派出所送去红桥区看守所非法关押15天，其间因拒绝悔过及不背监规，被十几个犯人毒打，导致颈部不能动，头不住抖动。后又因一女孩想学功，我教其炼功时，遭到管教警察毒打。我被恶警拖出毒打，那女孩手脚被上百斤镣铐，又被精神摧残，难以承受，导致自杀未遂。

1999年10月28日进京上访，在信访办被中国天津红桥区分局非法劫持，并遭毒打，后被非法劳教2年。

2000年1月初，我因没有背队规所纪，被强迫在雪地站一天一宿，也不让穿外套。1月中旬，我整理劳教所迫害大法的材料，被强迫在雪地站了一天一宿，又被下到严管班严管。1月25日因炼功，被2名警察及六、七个犯人毒打，并被一警察强行把我的鼻子掰折，又被强行铐在雪地里，恶警用2个警棍进行电击。因手铐上得紧，深陷腕中，至今留下伤痕，小手指麻木。这样一天后，又被强行在一寒冷房间（独居）站了六天六宿，其间不许洗漱，不许睡觉，一天偶尔给一个冷馒头，导致全身肿痛，一只手铐后变形，口腔内膜全部脱落，牙齿松动，无法站立，精神近乎崩溃。

2000年2月中旬恶警给我进行造谣中伤，孤立打击。由于高压迫害，迷了心志，写了一些不该写的东西，2000年8月，家里人花钱，把我保了出去，才脱离了那个人间地狱———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

2000年8月，天津市红桥区分局法制科姓崔的恶警给我家打电话，逼我去给他们当特务，并威胁如不干，将再把我弄进去折磨死我。迫于无奈，我夜间离开了家，从此流离失所，风餐露宿。

2000年9月在天安门广场，被数名警察非法劫持，因拒绝上车，被他们毒打，导致除双臂外，上半身整个不能动，在天安门派出所见机走脱了。11月18日又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劫持至天津红桥看守所，进行绝食抗争，被强行灌食，并被劳教2年。

2001年1月，劳教犯人和2名恶警逼迫看破坏大法的东西，我告诉她们法轮大法好，你们这样做对你们没有好处。她们给我造谣并进行毒打，并强迫我站一天一宿。第二天早上，不法人员们又对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因为我说“我们虽然在这里被押，可我们也有讲话的权利。”警察命几个犯人捂住我的嘴，把我拖到一房间后，命十几个犯人毒打导致我上半身不能动弹，嘴角出血，昏倒在地。

2001年1月中旬后，因拒写保证悔过等，被强迫站2个月（早六点到晚十二点），导致双脚大脚趾甲坏死。4月初不法人员逼迫洗脑，并把我的四肢铐于床，2犯人按住我，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我的精神近乎崩溃，难以自控。4月底，把我关入洗脑班强迫转化，后又调班进行高强度劳动迫害。

2001年中旬调班，我拒绝洗脑、被铐，犯人用我衣服擦皮鞋，并使用下流手段在我胸前用皮鞋蹭，并把痰吐在我脸上，在我双脚大脚趾上用力踩捻，并在我身上连珠炮一样的狠掐。2001年5月，在攻击诽谤大法的会上，我站起来告诉她们，这些都是谎言时，被几个值班犯人捂着嘴拖走，并被毒打。2001年6月调班，犯人受警察命令，强迫我背豆子，共20多包左右，导致上半身无法动弹。

2001-2003年这三年里，犯人受恶警命令，对我进行包夹严管，不许任何人与我讲话，并进行精神折磨，例如：时常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重打一拳，或不许去厕所，不断进行造谣中伤等等。我被强迫拣豆子，三四天睡半天觉，来车卸豆子，都是100斤、120斤、160斤的麻袋包，十几包的卸，经常如此。

2002年11月19日被非法加期半年，恶警造谣说我自己不想走，因在众人面前讲清真象，被打，被铐三天三夜，又因拒绝干活，被打，被铐几天几夜。

2003年5月2日萨斯病期间，半夜里可闻惨叫声，打骂声，因抗议劳教所用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们悔过，我被铐55天，其间不给打开手铐，被打，不许洗漱，不能睡觉，不许去厕所，同时强迫洗脑，并把我的衣物进行践踏，来例假期间也强迫不让去厕所。我的精神及肉体上遭受的打击极大，人的基本权利完全被强行剥夺了，痛苦无法言状。5月20日被铐期间，又被加期半年，理由是违反队规所纪。6月26日解铐时，我已不会走路，才没有再铐。

2003年7月-8月，恶警唆使邪恶犯人曹丽娜、龚远鹤对我进行无理毒打，不让我写接见信，我坚持写，遭毒打，脸被恶徒们抓烂，嘴里也被抓烂，头发被揪下2大把。我争得写信的自由，恶警却在背地里把我的信扣下了，没有发。后又遭毒打，头发被抓下2大把，这2个犯人后被提升为大值班作为奖励。

2003年8月劳教所调班强行洗脑。9月中旬恶警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属于劳教人员了”。另一恶警说：“你可以回家了”。但却到10月份也未放我。于是10月7日，我走出劳教所，被大值班推了回来，于是我又跑出劳教所，大门锁了，我被抓回毒打、上铐子。我把跑的理由说了，恶警们无言以对，第二天中午才解了铐子。后来有人对我说：“你一跑我们才知道真象，劳教所警察挨班造谣说告诉你走，你自己不想走。”恶警在背后造谣中伤。

2003年11月21日出所时，恶警韩金玲非法强行命几个犯人剥光我衣服进行拍照，目的是检查有没有伤，怕我出去告她们。如果发现我身上有抹不去的重伤痕，就不放我出去了。

下面附上我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几年中所遭受迫害的证据：
按时间顺序：

受尽折磨的我，出来时，已无法进行正常生活，经常昏厥过去，精神几乎崩溃，但尽力控制自己。生活几乎无法自理，不能过多的讲话，通过看《转法轮》，加上炼功，我终于可以正常讲话了，也不再发生昏厥的事了，又是一次奇迹。但是几年的“地狱”中的折磨使我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很多我身边的人都不理解，对我身体上的伤痛，很多人误解，给我的精神上又增添了很多苦痛，这是中共政府给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只是为追寻真、善、忍真理，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疯狂迫害后，所留下的无法弥补的伤痛。有多少追寻真、善、忍真理的法轮功修炼者，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共流氓政府继“文革”及“六四”以后，在人民身上所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我从小到长大，经历了很多波折，动荡，生活的窘迫，病痛的折磨，可是我从来体会不到中共政府关心老百姓。我记得戏曲片里有这样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难道不是一个为官的准则吗？而中共政府竟无数次的无端打击老百姓，直至残酷的血腥镇压，只是因为老百姓要求有自己的思想，要求有人权，要求有自己的信仰！那么多的老百姓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减少了那么多的麻烦，同时又以健康的身体，更多的服务于社会，这不是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政府的大好事吗？除非是一个只会无理智疯狂迫害人权，迫害民众，崇尚暴力的政府，才能做出这样愚蠢血腥镇压良善的事情。

目前退出中共邪灵组织的人数已高达300多万人了，中共垮台乃是天意，中共灭亡也是天定。劝那些还在为中共流氓政府当傀儡的人们，你们快点想一想吧，别再沉迷在眼前的利益之中了，做出明智的选择，早日退出共产邪教组织，用化名在退党网站退出都是可以的，劝你们为自己的将来多想一想吧！特型演员古月的暴死，预示了中共邪灵必定覆灭的事实，想一想哪有如此的巧合，古月演了84次毛泽东之时，同时是邪党建党84周年之时，怎么会如此巧合呢？劝你们多加思考，追寻陈用林、郝凤军等诸多明人的足迹，洗去罪业，重生吧。抓紧时间不要再等了！希望我们天津市的各级中共官员也能尽快走出中共邪教组织，重新用真正自己的理念来审视一切，用良心来说真话、做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