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记得，那是1999年7月19日晚，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警车飞驰、警笛狂鸣的恐怖气氛中，我们十来个大法弟子在一个小木楼上，聚精会神的观看了师父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讲法录像。当时外面的气氛是那样恐怖，我们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师尊亲切的身影，聆听着师尊语重心长的教诲，全然忘却了室外的一切。

“一个不动能制万动”，师父讲出的法，真有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让我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信心，充满了胆量。从那至今，六年的风风雨雨，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走了过来。

1999年7.20以后，全国都在抓人、搜书、逼供、抄家。记得7月22日这天上午，一个新学员的家属双手抱着《转法轮》等一大摞经书来到我家，说：“买这些书共花了几十块钱，请您帮忙退掉。”

退掉？退给谁？能退吗？这些念头，我当时一点也没有，只是庆幸：天啦，幸而你送到我这来了，要是落到邪恶之人手中，这些宝贵的经书不就危险了吗？

我立即双手接过经书，连声说：“谢谢！谢谢！”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把书款如数退给了他。我知道法的珍贵，在镇压中，这些书以后就更是宝贵了。我当时是真心谢谢他，他没把书交出去，让我有机会保存了这些书，并且在后面的几年中，陆续送给了新入门的学员。这些新得法的人都知道这些书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呀！

那退书的一家人，在这些年中，一有机会就真心真意的说“法轮大法好”。可能与退书时那么顺利也有关系。对这件事，我当时唯一的一个念头就是：大法的书比我的命重要。

2000年10月下旬，突破重重关口，我再次到北京证实大法。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走在天安门附近时，随身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一接听，家里头老的小的在那边哀叫，他们告诉我大儿子已坐飞机到了北京，并且已赶到了天安门，哀求着一定要见一面……那两天我在天安门的所见所闻：“兵”，比肩接踵而在；“血”，我的一个同修被恶人用粗棒打开了头；“進”，那无异于上刀山，闯大海；“退”，家中已是全部都出来了，并且大儿子也已赶到天安门，想拖我回去。在这万箭穿心的时刻，我唯一的一个清醒而又坚定的念头是：我的生命是完全为着用来捍卫法轮大法的！我毫不犹豫的关掉了手机。

我又在北京住了一晚，而后上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大横幅，高呼“还我师父清白！”接下来的两天，在北京经历了四个拘留所，都闯了过来，第三天就回到了家乡。这次整个在北京证实法的过程中，我一直想：我有真理，我走到哪也不怕，我必须尽快回到家乡去，那儿还有好多事要做。心态平静，“一个不动能制万动”，虽多“险”而无“危”。

这些年的亲身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如果真能做到不同层次中所要求的“一个不动能制万动”，任何干扰对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都不起作用。